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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6/7 21:10:00

(谨以此篇纪念父亲逝世二周年)

(一)

父亲年少的时候跟随家人“跑日军”。——“跑日军”就是躲避日本鬼子,鬼子进村烧杀掳掠,杀人放火抢东西,还祸害女人。那时候,一听说鬼子来了,乡亲们就跑,东躲西藏,好不凄荒。从老家涔北跑到陈官垱,又跑到大堰垱。大堰垱又叫垱市,是个老镇,市场较为繁荣,在民国时期设镇公所,解放后设区公所,相继成立合作社、人民公社、镇政府。

陈官垱为大堰垱的一个村治,村庄历史悠久,有牲畜交易所、商铺、榨油坊等。陈官垱是澧县通往湘鄂西的要道,附近天供山曾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高夫人在此安营扎寨。这一带“跑日军”很厉害,小鬼子抢商铺,开枪杀人,妇孺小孩都往山上跑,躲在老丛林里大气都不敢出,吓得不得了。山下一条官道,往东通向大堰垱镇。

鬼子来之前,也有国军队伍从陈官垱经过,大概一个连的兵力,在陈官垱宿营休整。当时,有一个山东兵向连长打报告要去解手。——解手,“解”当地口音读gai,即改手,就是上茅厕,源自过去押解犯人时,犯人要上茅厕,差役就打开犯人手上的枷锁,称为解手,有解大手和解小手之分。老家的人至今还习惯称上茅厕为改手。

话说这个山东兵叫赵旭东,个头一米七八,很精壮的汉子,一个人单挑三四个不在话下。连长对他不放心,便派了一个兵跟着他。赵旭东往树林里走,那个兵也紧跟在身后。

“你盯着我看,我怎么拉呀!”赵旭东冲那个兵喊“你往别处看”。

那个兵嘟囔了一句“就你懒屎懒尿多”,便调了个方向看别处。

赵旭东继续往树林里钻了一点,掏出家伙就尿了,像打机关枪似的射向灌木丛。只听得“哎哟”一声,一个姑娘的尖叫声惊得赵旭东一个激灵,尿了半截就缩回去了,压低嗓子喊一声“谁呀”。扒开灌木一看,是个大眼睛姑娘,脸蛋憋得通红,怒怼地瞪着他说:“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乱尿,羞死个人了呃。”

原来,赵旭东急急忙忙地往树林里小解,没看到里面有人。那个姑娘随村民“跑日军”躲在树林里,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兵过来了,大气也不敢出,眼看着一个大男人掏出那家伙,而且是被尿涨得粗大的家伙,羞得她闭着眼不敢看。没想到赵旭东那小子尿得远,竟然尿到了姑娘的身上,她这才惊叫了起来。

赵旭东赶紧把尿尿的家伙收进了裤裆,对人家姑娘道歉:“对不起了姑娘,你不要怕,我们是国军。”

“国军怎么不去打日本佬?也躲到山上来了呃。”姑娘不满地说道。

“是呃,你们躲在这里,还对一个吃茶姑耍流氓!”藏在姑娘身后的大妈说话了。——“吃茶姑”是当地人对黄花大姑娘的称谓,这里“吃”读qi,即七茶姑。

“是啊,日本佬好凶的,你们去打呀!”接着有老乡附和了。

这边一囔囔,连长过来问:“赵大个,咋回事?”

赵旭东一开始有点慌乱,但很快镇定了:“老乡误会了,我们是国军,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你们藏好了,我们马上就去迎击敌人。”

连长有点不耐烦地说:“看你个龟儿子,拉个尿也弄出个麻烦,还不快回去!”

但老乡们还是不情愿地在埋怨。赵旭东浓眉大眼地看着姑娘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旭东,从山东来的,也是庄户人家。咱当兵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日本鬼子祸害咱老百姓,我就想打跑那帮狗日的!今天无意间冒犯了姑娘,还请求你原谅,等打完仗我好生来谢你!”

姑娘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也是一个敢作敢当的男子汉,于是就说了:“好吧,看在你打日本佬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我叫田晓英,希望看到你们打胜仗,消灭日本佬!”

连长趁着机会说话了,让老乡们在山上躲好,等打跑了鬼子再出来。

赵旭东走的时候又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田晓英,随即被连长踹了一脚催着他走了。

田晓英吩咐乡亲们向更隐秘的树林里藏好。原来她是村妇救会的队员,傍晚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妇救会的同志,给山里的国军送干粮。她找到赵旭东,把一双亲手做的布鞋塞给了他:“好好打仗,等你胜利的消息!”

当乡亲们进入睡梦中,忽然被枪声惊醒,田晓英压低嗓子说:“大家不要出声。”然后去国军营地看了看。这一看不打紧,一看气坏了田晓英,国军营地空荡荡的,早已不见国军踪影。据打探到的消息称,国军趁天黑后便悄悄地转移了。

刚才的枪声是日本鬼子进村搜查时开的枪,还打死了一个村里的老人。起初,鬼子翻译官问老人,乡亲们去哪了,老人说跑了;又问国军在哪里,老人说往西边的大路开拔了。鬼子让老人带路去找乡亲们,老人死活不干,结果被鬼子当官的一枪毙命。

翻译官对鬼子当官的说,估计国军走了不是很远,还是赶紧追击。于是,鬼子们气急败坏地沿着西边的大路追去。

到第二天天亮后,乡亲们才开始下山。经过国军营地时,田晓英鼻子一哼:“说是打鬼子呢,还是跑了。”

乡亲们回到村子,直奔老人被害的地方,都忍不住哭了。老人是个鳏夫,靠打短工度日,常有村民接济。这次帮一家大商户看院子,大户主人给了他一点工钱,就逃到城里去了。乡亲们劝他上山躲躲,可他还是不肯去。这下老人死活不替鬼子带路而遭此罹难,乡亲们都为老人的舍身取义之举深受感动,于是大伙将老人抬棺入殓,披麻戴孝,送葬上山,并立碑纪念。

当时有一幅挽联这样写道:“一身孤胆不惧倭寇慷慨赴死,两肋插刀是为乡梓繁荣向生。”

写这幅挽联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当时他也在山上,亲历了这乱世之秋。父亲还只有十多岁年纪,身体清瘦,脸色白净,眉毛黑,眼睛亮,读过私塾,上过学堂,打得一把好算盘,可见他是能算会写之人。

(二)

“跑日军”结束后,父亲随家人来到了一个叫彭家厂的小集市生活。我的祖父是个经纪人,帮商家看货、估价,既像个评估专家,又像个拍卖师。比如到牛行看牛,掰开牛嘴看看牛的牙齿,再摸摸牛的骨头,赶着牛走几步,就知道牛的年龄、体质,还有耕田的本事,能评估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供买卖双方参考。

父亲经人推荐,来到彭家厂最大的杂货铺做事,先做伙计,学记账,做生意,然后当了管账,并与店铺家的儿子交往甚密。彭家厂虽比不上大堰垱的集市规模,但也是有几家店铺的老街。

这家店铺位于彭家厂老街中心,名为彭记杂货铺,木制的两层楼,一楼做生意,店铺门都是木板拼成的,木板用大号毛笔写上编号,白天将木板取下来,晚上又按编号拼装上去锁好。彭家在乡下还有田地,有大房子,女人孩子都住在乡下大宅里。店铺楼上有彭家父子居住的房间,有时候彭家父子出去采购,或上山进货,都是父亲帮着打点。

那么,彭家厂因何得名呢?顾名思义,彭家厂姓彭的人多,相传有个典故:清初康熙年间,从彭家厂黑虎山曾走出了一名武将,姓彭名成耀。

传说彭成耀年轻时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好赌成性。他父亲死得早,与母亲艰难度日,常靠舅舅接济。有次他赌博欠债,把她母亲的棺材偷偷卖了,结果母亲死后,他用一床旧席将尸体裹了,扛到黑虎山一个山沟里,草草掩埋了事。正是彭成耀对他母亲的草草一埋,给他带来了人生的鸿运,据说他母亲葬身之处正是黑虎山的风水宝地。

彭成耀的人生命运因此出现了巨大转机。他凭借八尺身高和一身蛮力加入清军,剿灭明军残部,混得一官半职。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他随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征战之旅。彭成耀根据实战经验,建造了双层的大木船,夹层中装满石灰,外层一旦被刺穿,喷撒而出的石灰粉末随海风四处飘散,让小船上的敌军睁不开眼。

彭成耀因有勇有谋立下军功,台湾收复后被康熙授御前侍卫,赠战袍腰带。所赠战袍从千里之外的京城送到彭成耀的故里黑虎山,但彭成耀的族人没有打开祠堂大门迎接这家族荣光。他们委婉地拒绝了送报人,彭姓族人说彭成耀不是他们本族人,他的祠堂应在清泥潭边的彭家桥。就这样,彭成耀的御赐战袍被放在了彭家桥的祠堂里。

黑虎山的彭姓族人们不盼地方出贵人,只望地方出财主。贵人得宠尚可,一旦失势犯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况且彭成耀的人品又不怎么样,谁又能保证他在朝中不会倒霉?

果真彭成耀没有躲过他人生的霉运。不久,他被小人陷害,犯下诛族大罪。在选择诛九族还是受极刑时,这个八尺汉子宁愿五马分尸也不愿再度伤害他的族人,他以赎罪的心态用身首异裂的代价挽回了黑虎山彭姓族人的身家性命。

当彭成耀这个血性汉子身体被分解的那一刻,他的形象在黑虎山、在所有族人心中立刻变得高大起来,当年的混混形象已被多年刀光剑影的黄沙疆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凤凰涅槃般获得新生。

民间对彭成耀之死还有一种说法,说康熙末年,已为广西提督的彭成耀随驾征讨贵州金川,不幸身染疠瘴,不治身亡。后被追赐太子少保衔。

这就是彭家厂彭姓人的铁血故事。父亲当时是否听说过这个故事不得而知,但当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摆在父亲面前时,他何去何从,却成了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课题。

父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文振华,振兴中华的意思。他是解放前出生的人,这名字够前卫的了,看起来有点革命色彩,我一直这样想。但后来得知,父亲曾经与革命有过擦肩而过的经历。那是在解放初期,南下干部发动他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因为父亲有文化,懂经营,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当时,十六七岁的父亲已是一个识文断字的青年才俊。有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彭家厂,车上下来一个穿黄色军装的人,走到店铺向里面看了一眼,对父亲说:“小同志,帮我拿个账本,一把算盘,还有钢笔和墨水。”

父亲一听,叫他小同志,多新鲜的称呼,有点惊讶,但还是镇定地帮他取东西,然后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一边递给他东西,一边说:“这是您买的东西,您拿好呃。”

从外表看,穿军装的人年纪也不大,应该不到三十岁,估计是参军早,资格老,所以他才称父亲为“小同志”。他身板硬挺,军装穿在身上威武精干,帽子上的八一五角星帽徽闪闪发亮,帽檐下眉眼黑亮,说话声音大,有底气。

看着父亲熟练的动作,特别是打算盘的速度之快让他分外高兴,不禁夸道:“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呀!”同时递过钱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看父亲没有及时回话,穿军装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北方来的,是区中队副指导员,部队驻扎在区公所。你叫我老李吧。”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我叫文振华。你是南下干部吗?副指导员是个什么官呃?”

“是的,我们随解放军南下,协助县、乡镇成立人民政府,区设区公所,搞土改,分田地。”老李边说边笑道,“副指导员嘛,就是部队的政治干部。区公所离彭家厂近,正好我来这里办点事,顺便买点东西回去。”

“区公所也住了解放军?”父亲好奇地问。

“是啊,我们有剿匪肃特和保靖安民的任务,要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老李神情严肃地说道,然后告辞,坐上吉普车走了。

这时,店铺家的儿子过来说话,看到刚才的军人买东西,感到好奇。店铺的儿子姓彭,叫彭家元,比父亲大了十来岁,留着板寸的头发,上唇蓄着细茸茸的胡须,穿着绸缎褂子,风流倜傥的样子,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这个军人什么级别吗?”

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

“驻在区公所的部队,估计也就是个连级干部。”彭家元问道:“你看到他身上有没有带枪?”

父亲又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军事干部肯定带枪,搞政工的就不一定了,不过特殊时期估计会带枪。”彭家元似乎很内行地说,并交代父亲,如果下次见到他,多留意一下,看有没有带枪。

按当时的情况,县城驻防的解放军设县大队,区一级设中队。区公所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下辖乡镇,彭家厂乡就属于区公所管辖,这个区叫梦溪区,但区公所不在梦溪镇,而设在雷公塔,离彭家厂大概三公里。彭家厂有老街坊,物资较为丰富,因而集市人来人往,比较热闹。

老李第二次来彭家厂买东西,父亲特别留意了一下,好像老李身上带了枪,那斜挎在身上的皮带,挂在右胯边上的盒子,应该是一把手枪。父亲想,军人肯定带枪,而且是连级干部,何况澧县境内还有国军残余和帮会土匪,还有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随时有危险情况发生。

老李这次是和村里的农会干部来的,还给父亲送了礼物,一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老李除了买东西,还问父亲想不想参加革命工作,说父亲算盘打得好,又读过书,现在土改工作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农会干部也附和着动员父亲参加土改工作队,跟着南下干部一块干,搞个财务,管个账,干得好的话当个事务长没问题呀。

这事务长是多大的官?农会干部说“就是管后勤、管伙食的干部”。这么大的事,父亲有些紧张了,还没想过呢,不知道怎么回答。老李不急不慢地说道:“小文同志,不着急,好好想一下,再做答复,希望你能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

等老李他们走后,彭家元凑过来问道:“你想跟他们一起搞土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父亲。

“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呃。”父亲避开彭家元的目光,右手提起算盘,抖了抖算盘珠子,放在桌上,上下一扒拉,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没几下功夫就打出了“算数”的珠算式。父亲那飞快的手指动作,把个彭家元看得惊呆了。

彭家元看着父亲麻溜的打算盘,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如果搞土改工作,那可是命运的算数,你可要算好了呃。”

彭家元接着又说:“振华老弟,你的名字取得好啊,振兴中华。那我问你,你作为年轻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怎么理解呃?”

父亲只简单说了一句:“天下为公就是实现大同社会,人人平等。”

“怎么个大同?”彭家元问道。

父亲继而说道:“那就是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公平的财产分配权,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和精神信仰。”

彭家元听着有些惊讶地样子:“你是不是看了共产党的书?你不觉得有些幼稚吗,如果这个社会总的财富得不到提高,拿什么大同。如果不是有能力的人经商发财,又怎么提升总的财富。靠那些做工的、种田的,什么时候能实现物质财富的积累。”

“可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就享受不到平等的利益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就是真实的社会写照吗。”父亲书生意气地辩驳道。

彭家元是在省城长沙上过大学的大户人家少爷,显得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说道:“这个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一样,分工也不一样。有的人靠头脑赚钱,做投资,做贸易。有的人靠体力维持生活,靠有钱人给他们提供租赁和劳动机会。”

彭家元接着又似乎高人一筹地说:“要允许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有国家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官僚。同时,有富人就有穷人,穷人为富人服务,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及政府官僚又为穷人服务。这样循环往复,各阶层各司其职,社会就能往前走。”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道:“你看现在的土改,要把富人打倒,穷人分了土地,打破社会阶层结构,那不是要乱套了吗。”

父亲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论,也感到十分惊讶,这样的人依附于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被彭家元说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轻松自然。父亲无言以对,只好说:“家元兄,我也没上过大学,不是做学问的人,那些高深的理论我也说不来呃。我所看到的是,政府只为富人服务,哪有为穷人服务呃。反正现在农民对土改积极性很高,都想分了田地好好种庄稼,实现耕者有其田。”

他们正说着,有人来找彭家元。来的人头上缠着黑色的土布,穿一身短褂,腰上也缠着黑色的土布,与一般人装束不一样,尤其脚上套着一双高筒的黑色马靴,格外与众不同。那人刚说了一句“山上的人……”立即被彭家元打断了,吩咐他到楼上喝茶。

于是,他们噔噔蹬上了木楼。在上楼梯时,彭家元回过头来对父亲说:“振华老弟,你今天可以早点打烊回去了。”

父亲应诺道“好的”,收拾了一下货品,还竖起耳朵听了一下楼上,但楼上放了留声机,唱起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歌曲,没听到他们说什么。父亲看看外面的天,已是黄昏时分,便上起了店铺门板,关了店门,打烊回家。

平常回家,父亲都会把街上看到的新鲜事说给我的祖父祖母听,可这回父亲沉默寡言。

祖父说话了:“今天哪么回那么早?伢呆子,有心事哒?而今这年头好复杂呃,做么的事都要想好,看清楚哒,不要稀里糊涂跟到混,不然脑壳掉哒都不晓得是哪么回事。”

父亲应付了一句“哦,晓得呃”,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那个小册子,只见浅白色封面印有红色书名,还有作者头像和手书毛泽东三个字。父亲一口气读完《将革命进行到底》,初一看,文章只是很朴实的语言,但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很受启发。父亲想,这么大的文章,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平实的文字,简单的说理,就能号召共产党和百万大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太不可思议了。这文章乃神来之笔,真的不得了呃。父亲想了很久,不知不觉入睡了。

第二天醒来,已经睡过了头,比平常晚了些功夫。父亲来到街上,远远地就看到有人围在东家的店铺门前,在议论着什么,看这情形像是出了事。父亲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走过去,才发现店铺刚贴上了封条,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从东家搬出来的东西装上了一辆吉普车,而另一辆吉普车里坐着五花大绑的彭家元。彭家元隔着车窗朝父亲看了一眼,大笑了一声,然后头一仰,随着车的启动转向了前面。随后,两辆吉普车开走了。

农会干部对围观的人说,都散了吧,区工作队会查清楚的。于是人们议论着逐渐散去。

有个老主顾对父亲说,出了那么大的事你都不晓得吗?昨晚有青帮的人摸进区公所与区中队交上了火,还打死了一个北方来的干部,好像是个比排长大的官。父亲听到比排长大的官,心里一紧,莫非是老李?

那为什么要抓走彭家元,封他家的店铺?对父亲的疑问,老主顾低声说,他是国民党的人,潜伏下来的,这次摸区公所就是他策划青帮的人干的,那伙人里面还有国军的人和山上的土匪。

后来得知,那天晚上的交火持续了半个小时,在双方均有伤亡的情况下,仅有区中队的几个人拼死抵抗,区公所差点失守,要不是从县城紧急驰援的解放军县大队的人马赶到,将会有更大的伤亡,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县大队指战员的包围下,里应外合,土匪们腹背受敌,除几个顽固分子被击毙外,其余都缴械投降了。通过连夜突审,有一个国军残余供出了彭家元。解放军天亮之前赶到彭记杂货铺,彭家元正准备逃走,被逮了个正着,并搜出了电台和来不及销毁的文件。

父亲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啊,彭家元居然是特务,怪不得他打听老李有没有带枪呢,整天神秘兮兮的样子,还说出他那套奇怪的理论。

老李怎么样了?听说有伤亡人员,他是死是伤?父亲也不知道怎么会为老李这么担忧,只见过他两面,昨晚刚读了他送的一个小册子,他就连夜出事了。

(三)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看来店铺的工作是做不成了,老李一出事,参加土改工作队也没线索了。父亲回到家里,祖父正在家里收拾东西,见父亲回来,说道:“赶紧收拾收拾,我们回涔北老家去。”

父亲还在发愣,祖父又说:“这里不安生,还是早走的好呃。”

于是,父亲一家回到了涔北乡。涔北离彭家厂也就十来公里,同属于梦溪区公所管辖,因澧水支流涔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境内还有两座不大的山,一座是仙鹤山,一座是雨观山,还有一个远近皆知的丘陵地宜万岭,源于当地有一个叫毛宜万的人,后由涔北乡改为宜万乡。

老家涔北有点偏僻,地处湘鄂交界,从县城开车要走三十三公里。老家的名字讲土话叫杨旮湾,书面文字叫杨家湾。在我们那里,家读“旮”或“嘎”,也就是个旮旯儿的地方,虽不是大山深处,但也是丘陵起伏。

老家就在一个山湾里,几户人家像是依偎在山丘的臂弯里那样安静、祥和。屋后是“满山松树青又青”,屋前是“半亩方塘,天光云影”。门前稻场边有竹园,还有篱笆荆棘围成的菜畦,房前屋后开满了金银花、山菊花。屋对面是座小山,名曰狮子山,也是青山如黛。现在回想,身在老屋,还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人民公社时期,老家所属生产队叫八队,归于蔡家大队序列,隶属于涔北人民公社。蔡家八队主要的屋场除了杨旮湾,还有张旮嘴、谢旮嘴、陆旮湾。张旮嘴除了有户李宽林家不姓张,其他几户都姓张,是八队最大的姓,有五大家。谢旮嘴姓谢的有三家,三兄弟各为一家。

杨旮湾没有一个姓杨的,起初是一个姓文的地主房产,屋场规模较大,连山墙几进的大房子,有封火斗墙,勾檐雕窗;有天井,石门槛;还有碾米场、舂米碓、水车、风车等设施。土改后分给了无房的农民,共有五家,其中一家是地主文家的后代,住屋场西头。我家虽然姓文,但不是与地主家一个祠堂,而是从外村迁来,住屋场东头。中间住着三家,有陈家、赵家、马家。陈家主人陈明岩是上门女婿,岳母姓文,原是我祖母的养女,我叫她伯母,叫陈明岩为明岩哥。

父亲一回到涔北,正赶上土改分田,以前的田地不算数了,过去绝大多数土地和房产主要集中在地主大户手里,要把土地归公后重新统一分配。于是,父亲一家就分得了杨旮湾本家文姓地主的一部分房产和土地,住在文家屋场东头的一间正屋和偏屋,在那里结婚,又离婚。后来父亲遇到我母亲再婚,也就有了我们姊妹兄弟。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单说父亲在涔北乡正赶上土改,斗地主,分田地,好不热闹。在开群众大会的时候,父亲遇见了一个人,差点被吓到了,这个人就是那年陈官垱“跑日军”时国军部队的赵旭东。

“是你呃!你怎么来这儿了?”父亲十分惊讶。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了?”赵旭东反问道,还穿着一身军装,不过以前是灰色,现在是黄色,戴的军帽不一样,帽子和老李的一样,上面也是五角星。

“你还在当兵啊?”父亲问。

“当啊,这回当的不是国军,是解放军了。”赵旭东有点自豪地说。

原来,赵旭东所在部队在湖南和平起义时改编成解放军,这次是来涔北探亲的。

“你在涔北有亲戚?你不是北方人吗?”父亲又是惊讶。

“哎哟,是振华兄弟呀。北方人哪么就没亲戚了,你看我像不像赵旭东的亲戚呃。”一阵银铃般的女声传到了正在惊讶中的父亲,回头一看是田晓英。原来他们俩是一对呀,真是不打不相识呃,那年闹出的一场“解手风波”还成就了一对美好姻缘。

父亲指着赵旭东说:“怪不得呀,你一个大男人让一个七茶姑看你解手,什么都看到了,你当然得替人家负责了呃。”

赵旭东得意地说:“那当然,那当然,必须负责!”

田晓英用手指头戳了一下赵旭东的脑袋,嗔怪地说道:“还美得你了!”

“当时看到他们部队悄悄地走了,我就气的不行呃,说好打日本佬的,就想如果再让我遇见赵旭东,我就把他砍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一来是奉命转移,二是怕在山上引来日本佬,连累到乡亲们,所以就连夜开拔了。”田晓英解释说。

赵旭东感慨道:“是啊,我们国军连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闸口夫人寨阻击小鬼子,就是从陈官垱尾随来的鬼子小队,让他们进入伏击圈,然后全歼了敌人。”

当田晓英得到这一情报后,还为赵旭东他们庆贺呢。从那时起,赵旭东开始给田晓英写信,一来二去的就谈上了。这不,赵旭东请了假就来涔北相亲了。

“等分了田我们就结婚。”赵旭东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父亲也笑了:“好啊,有情人终成眷属。提前祝贺你们呃!”

这时,田晓英看了一眼父亲,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你在彭家厂做事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区公所的那次袭击就是这个特务操纵的。我想你是蒙在鼓里呃,应该与他没有瓜葛。”

“我当然不知情了,什么也不知道呃,我哪知道他是特务。”父亲急切地说道。

田晓英还说,前些日子,区公所的老李还和乡政府的干部来这里问过父亲的情况,准备把父亲调到土改工作队去呢。不过,区公所遭袭击的事一出也就没了下文。

“那老李现在怎样?”父亲不无担忧地问道。

“没事呃。开始以为他牺牲了,是中枪倒地,医院抢救,子弹取出来了,脱离了危险。”田晓英说着舒了口气,父亲也舒了口气。

土改工作队进驻涔北乡时,父亲想到,如果是自己被老李推荐参加工作队的话,也不知道现在到哪个乡呢。可惜这样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还不知道老李记不记得呢。既然没能参加土改工作队,那就听从土改分田分地,种好庄稼,是金子在哪都发光。

田晓英家也在杨旮湾,分的房子也是文家地主的屋场。她和赵旭东结婚后,赵旭东接到部队通知,提前结束假期,紧急赶回部队。后来,赵旭东所在部队休整一段时间,随即开拔赴朝参战。田晓英在家种田生崽,三年后终于等到赵旭东凯旋归来。从此赵旭东真正解甲归田了,归了田晓英家。一个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山东军人,成了杨旮湾的种田人。

赵旭东和父亲不仅成了邻居,还因“跑日军”的经历有过交集,他们又一起搞合作社,进入人民公社。

(四)

张旮嘴除了李宽林一家外姓人,张家有五兄弟,开枝散叶,也是人丁兴旺。而张家几个兄弟的名字都很大,福禄寿喜都占了,老大叫张子福,老二叫张子禄,老三叫张子寿,老四叫张子喜,还有老五叫张子远。

张子福家也算是个大户,有好几十亩水田,只不过他们家人多,种田主要靠自家人,没有雇请长工,有短工也是及时结了工资,剥削程度不高,在土改中也就没有划分为地主。

张家水田都是丰水田,旱涝保收,其中有几块大田,在张旮嘴屋场前面形成的一个小平原,无论是浇水灌溉,还是使用牛耕农具,都很方便,也好管理。然而,在分田过程中,几块大田也被几家分散了,杨旮湾、谢旮嘴、陆旮湾都有农户分到了。

这样一来,张子福有点不开心了,本想自己今后结婚分家可以分给他一两块大田呢。这下好了,自己的想法成了泡影。于是,他向土改工作队反映,分田不公平,不合理,要求重新分配。也有几个农户说分田不公平,有的分到的都是旱涝保收的好田,有的都是缺水贫瘠的差田,水田、旱田搭配不合理,也要求重新分配。

这下闹出了矛盾,怎么办?这个说,张旮嘴的水田要分给他,那个说陆旮嘴的旱田他不要。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你推我搡,不知道怎么搞。张子福当着大伙的面问我父亲:“振华哥,哪么搞,你是秀才,会打算盘,你说吧。”

于是大家附和着要父亲拿个主意。当时,祖父回到涔北老家后病病歪歪的,父亲当起了家,开会总让他去,于是也有了发言权,父亲说:“我有一个办法呃,就看上面同不同意。”

“么的办法,你快说。”

父亲说了几个字“拈坨坨儿”。拈坨坨儿就是“抓阄”。

对,只有拈坨坨儿,凭自己的手气,就没得话说。大家表示赞同。

“把好田和差田搭配,分一类田、二类田、三类田,每个农户都搭配这三类田。另外再考虑远近,屋场近的田和远的田也要搭配。”父亲拔了拔算盘珠子,继续说道。

张子福举起右手喊道:“要的,就那么搞!”

当时担任队长的陈明岩说:“既然如此,丑话说在前头呃。如果一旦重新分配,以前分的就作废了,不能因为重新分的不满意又来闹意见。”

对此,大家一致同意重新分配,以前分的作废。

于是,陈明岩把这个分配方案跟土改工作队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许可。就这样,大家又推倒重来,重新抓阄分配。

这样,父亲分得了屋场近的一块旱田,两块半水半旱田,而另有两块水田,不在屋场边,其中有一块坟山五斗,算是二类田,而与张旮嘴的一类大水田擦肩而过。

有一块旱田叫窑湾坵,位于山堰水塘之上,大概有五六分地面积,很少种过水稻,大多是种旱作物,油菜、棉花之类,也不丰产,土地比较贫瘠。之所以叫旱田,是归于田土类,田面平整,但又缺乏自然灌溉能力,常年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

如赶上水分充足的年份,从山堰水塘里人工浇灌,以前用人力水车浇水,后来用过柴油机泵抽水,这样还可以勉强种植水稻,但终究是水分不足,浇水过后没几天土壤层就渐渐干了,因为在水分渗漏的同时则被夏天的高温蒸发了,土壤层处于半干半湿的状态,等到水稻抽穗扬花生长期,再浇水灌溉,为稻穗输送水分和营养。这样一来,在半干半湿的土壤层里长出来的水稻秸秆很是苗条,从来没有疯长过,稻叶呈枯黄色,稻穗短,稻粒比丰水田(可自然灌溉的水田)数量要少,于是收割时产量也就低。

窑湾坵在老屋的右侧,连同老屋稻场边的竹园坵、弯四斗,还有山堰水塘都分给了父亲。而竹园坵和弯四斗虽然可以从山堰水塘排灌,但山堰水塘靠天蓄水,蓄水量小,等到水位退到排灌口以下时,也要借助水车或抽水机进行人工浇灌,赶上干旱年景,水塘里就会干得看到塘底的泥土,因此,竹园坵和弯四斗虽然算是水田,但也不是丰水田,或算是半水田。

当时父亲也分了几亩水田,只是不在老屋边,在靠杨旮湾屋场的下边。那么,水田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丘陵地区的水田一般处于地势较低的位置,大多呈梯级排列,水塘与河沟可自然灌溉,田块因地势而蜿蜒,呈不规则状态。也有的处于平坦地带,由多个大田相连,像个小平原,且地下水较为丰富,常年处于湿润丰水状态,所以丰水田种水稻可以得到丰产,产量高。

当然,按照一分为二的辩证观来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由于有的丰水田块因含水太多,要挖沟排掉,否则水稻秧苗被水浸泡会出现疯长,结的稻谷出现空壳;有的水田还会因地下侵水出现冷侵水,即便在夏季高温季节也是冷津津的,这会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温度需求。对于水分过多的稻田,在生长期要适当排水晒田,让土壤在适当时期处于半干半湿状态。

水田与旱田的差别由此可见,旱田缺水时要浇水灌溉,水田多水时要排水晒田。但总而言之,旱田付出成本要高于水田,浇水灌溉需要借助工具,需要投入劳力;而水田排水只需在田埂开个口子就可以。

除了水田与旱田,丘陵地区还有旱地和山林地。旱地也就是山坡地,纬度较高,处于旱田之上,完全不能有效灌溉,适合耕种旱地作物,如红薯、高粱、黄豆之类。而山林地比之旱地纬度更高,适合栽树,如松树、杉树等用材林,后来栽上了柑桔、桃树等水果类经济林。

我家老屋宅基地后院也种了一些柑桔,还有竹子,主要是楠竹,松树不多,有些杂木,比如檀木,材质很好,用来制作扁担、锄头把,很结实。老屋还有一棵大梧桐树,树干很粗,一个人环抱起来还有点难呢。梧桐树有大片的树叶,白色的花像小小的喇叭,吹落地上,可捡起来玩。梧桐材质松软,重量轻,可做筛稻米的风车,听说还可做吉他的鸣箱。因“家有梧桐树,自有凤来栖”一句,让父亲对老屋的梧桐树心存敬畏之意。

这样算来,水田、旱田、旱地和山林地都有一些,而且每一块田土都有名字,也有一定来历,比如窑湾坵是因老屋场烧过瓦窑叫窑湾而命名,竹园坵可能是因老屋场有竹子;弯四斗是因那块田土呈弯弯的形状,也因窑湾或杨旮湾而得名,四斗是表示田块有四斗面积,一斗相当于半亩,四斗就是两亩田。老家的田土,如果没有更好的名字,就会根据田块面积而取名,比如一斗坵,就是半亩田,五斗就是两亩半。

父亲分到的一块水田叫坟山五斗,为什么叫坟山五斗?因为那块田中间以前有一座坟山。后来在搞大集体时,为了扩大播种面积,多打粮食,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修水渠,挖堰塘,改造田土。

当时的坟山五斗中间的坟茔占了田土面积,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只有一块无字碑,又没有人来祭祀过,属于无主坟,于是群众开会商量把坟山迁走。

队上的石匠李宽林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作为技术指导,提出了开棺方案,群众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撬开墓穴。坟山开挖后,判断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坟冢,棺木外面是由石板砌成,石板外面用三合土夯实,好像是女性墓,当时打开棺木还看得清头发丝,还有一些玉器首饰。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从那块无字碑下挖出几页残破的纸片,仔细辨认,发现上面依稀有“杨氏族谱”的字样,而其余内容不得而知。莫非这里还真的有过杨姓人的存在,这或许就是杨旮湾的来历。但这杨姓人后来又是怎么落得人丁全无了呢,是迁徙外地,还是子嗣无续,亦或是外人侵入,均无以考证,至今仍是杨旮湾难解之谜。

坟山迁走后便被夷为平地,增加了水田面积,这块田还叫坟山五斗。那几块大石板搭在沟渠上作为石板桥供人们来往,人们劳作歇息时就坐在那个石板桥的沟渠边,在大树下歇凉,喝茶聊天。

总之,父亲分到的田块都是二三类田,一类田一块也没分到。这就是手气了,怪不得别人,而且游戏规则还是父亲自己提出来的,因此没得话说。

跟父亲手气差不多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张子福,闹着要重新分配的是他,结果抓阄也没分到他想要的大水田,尽管背地里唉声叹气,但当着大家的面还是表示没得话说。

事后,张子福跟父亲说:“看来我们的手气都那么臭呃。”其实,张子福感到遗憾的是,本来属于他们家的水田,这一闹土改,把田归公重新分配,结果好田自己还没分到。

父亲安慰他,土改是大政策,对大多数人好,人人都有田种,一碗水端平。文家还划分了地主,也是和大家一样按人头分配,还要接受思想改造。比起来,你们张家还算好的了,阶级成分不吃亏,以后当兵、招工都有机会。

这下还真被父亲说准了。土改后,国家开始发展城市工业,武汉钢铁厂来梦溪区招工,当时张子福第一个报名。张家五兄弟中,张子福个头最高,也是老大,还没成家,没有拖累,反正家里伢呆子多,种田也不差他一个,可以同意他去。

张子福跟我父亲说:“要不你也一起去吧,你比我强,我没读什么书。凭你的文化水平,去了还是蛮有前途呃。”

父亲有些犹豫不决:“我想到区公所找一下老李呃。”

张子福知道父亲的心事,既挂念着老李,又想着有机会参加工作队,也就不再勉强了。

杨旮湾除了父亲,赵旭东也不想去,在外征战多年,好不容易成家立业,分田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南方没有热炕头,但他这个北方人就是这么想的。陈明岩是上门女婿,开始被土改工作队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带领大家搞土改,现在正式入了党,当了政治指导员,又带领群众搞互助合作社,根本没考虑招工的事。有个马家的上门女婿,家里自然不会让他去的。还有地主家的儿子文学良年纪还小,而且因为阶级成分问题,政审也通不过,人家武钢也不会收他。

那么谢家呢,谢家老大是个剃头匠,绰号“大脚板”,个头高,身板硬,手大脚大,种田有股子蛮力,加上“大脚板”有手艺也不想去。谢家老二谢胜军刚刚去参军,听说也是去抗美援朝,但赵旭东已经回来了,估计没得仗打了。谢家老三还小,也去不了。

陆旮湾一家,叶政陆年纪大了,儿子年纪又小了,也没人能去。况且当时大家刚分田分地,种田热情很高,都不愿出去。最后,张子福通过体检和政审被武钢录取,就这样他一个人去了武汉。

父亲知道张子福想出去的真正原因,自家的田被别人分了,自己还没分到想要的大水田,还有被别人误解,总说他手气背,像是在嘲笑一样,他感觉有点压抑,有点不开心。

张子福走的时候,父亲送他到区公所,录取的人统一乘车去武钢。送走了张子福,父亲急忙去找老李。

(五)

在区公所办公室,父亲打听老李在哪。办公室接待的人问哪个老李。父亲说是区中队的副指导员。办公室的人告诉父亲,老李调走了,这边的中队改编了,区里成立了公安队。

父亲问老李调到哪里去了。办公室的人又说,调到大堰垱区,升了指导员。大堰垱是中心镇,保留了解放军中队。父亲说想去找老李。办公室的人说,那边山上还不消停,还有清匪反霸的任务,去了也不一定找得到人。

父亲又把自己如何认识老李,老李如何动员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又如何失去与老李的联系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办公室的人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让他回去安心农业生产,有机会可以到涔北乡政府问问。

父亲回到涔北,正准备去乡政府,碰上了刚从乡政府开会回来的陈明岩。陈明岩把父亲拉到一边说:“振华幺(幺就是叔,也叫幺幺,就是叔叔),我也听说了,您的事说不好呃,主要是您在彭家厂那个青帮家做过事,有人说您跟那个青帮家的儿子很熟,那是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呃。”

陈明岩劝父亲暂时不要去找乡政府,就在杨旮湾一起搞合作社,帮着交公粮,帮大家记账。

正说着,与陈明岩一起从乡政府来的工作队的人走过来说:“陈明岩同志,你们这里还有个政治任务,就是斗争地主文振汉,在阶级斗争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陈明岩转向工作队的人,有点为难地说:“是要斗争,但是他已经病了,卧床不起。”

“那就把他抬到堂屋来,召集党团员和群众开他的斗争会。”工作队的人这样说。

陈明岩只好跟父亲说,去文家看下,找个躺椅抬过来。

父亲叫上了赵旭东,来到屋场西头的文家,进门喊到:“振汉哥,好些了吧。”

文振汉已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自从进入土改以来,身体像是一下子垮了,一会热一会冷,像是得了疟疾,就是俗称打摆子。

有人说,他是精神受到了打击,所以病得不轻。以前他家那么大的地产和屋场,除了张旮嘴的水田不属于文家,杨旮湾、谢旮嘴、陆旮湾的水田、旱地,还有狮子山的山林,都是他家的土地,自己基本不用下地做事,要么租赁给佃户种,要么雇请了长工和短工。

屋场规模不小,有几进几出的房屋,土改后可供五户人家居住。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自己家按人头分得屋场的西头偏屋,讨的一个小老婆也回了娘家。曾经的财富有如过眼烟云,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心中的苦楚只有他自己感受得到。

文振汉听到喊声,睁开朦胧的睡眼,看到了自己远房的同宗兄弟,喘息着说:“是振华兄弟,快坐。我怕是好不了呃,吃也吃不得,走也走不动,不行咯。”

父亲伸手摸了一下文振汉的额头,感觉并不发烫,也不发冷,便说:“振汉哥,好着嘞。该吃就吃,该动就动。来,我和赵旭东兄弟抬你到堂屋里去说说话,那儿人多。”

“是要开我的斗争会吧,又要折腾我这个病人呃。”文振汉咳嗽一声喘息地说道。

“就是走走过场,也没什么啦。”父亲说着把文振汉扶到了躺椅上,和赵旭东一起把他抬到了堂屋。

堂屋是分给赵旭东家的,是整个屋场最大的房间,上堂屋还有天井,往上看是个四方形的檐口,看得到青色的瓦当,蓝色的天。堂屋的上边摆了一张大方桌,方桌背景墙上贴了领袖画像,两边是红旗。

父亲把文振汉坐的躺椅放在了方桌的下席位置,面朝下堂屋。文振汉想了想,以前这上堂屋的上席位置就属于他的,现在呢,坐在了下席,还要受人批斗,真是前后两重天啊。

以天井为界,天井的上方是上堂屋,下方是下堂屋。群众进屋坐在了下堂屋,面朝上堂屋,首先看到了领袖画像,然后看到了文振汉。有人说“看样子病得不轻呃”,“哎呀,振汉大善人当年的威风哪去了”。文振汉听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咳嗽了起来。

开会的男女老少共二十来人,有的生病没来,有的坐月子没来。

工作队的人只有一个,由陈明岩陪着走进了上堂屋,沿着大方桌坐下。工作队的人坐在上席位置,陈明岩坐在方桌的左侧。工作队的人用手招呼父亲,让他坐在右侧,说:“文振华同志,你来做个记录。”父亲于是坐下来,半个屁股坐在板凳上,从口袋里拿出钢笔和本子放在了桌子上,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陈明岩开腔了,各位乡亲,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会,主要是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现在谢旮嘴和陆旮湾都加入了互助组,张旮嘴有一户没加入,但昨天说同意加入;杨旮湾还有一户没加入,就是振汉幺他们一家,还没表态,拖了后腿,所以今天大家讨论一下。

等陈明岩开场白说完,“大脚板”首先发言:“他们两家不愿加入,不就是仗着他们田好,农具好。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手里没好家伙使唤。”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依我说呃,振汉你是不是还想抱着老黄历,看有没有变天的时候?”说这话的是陆旮湾的叶政陆。论年纪,除了文振汉,数叶政陆年岁最大,他说话可以直呼其名,直截了当。

听到这里,父亲一边记录着,一边看了一眼工作队的人。

只听“啪”的一声响,工作队的人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这就是地主阶级顽固不化的表现。文振汉我问你,是不是还幻想着社会主义变了天,你好卷土重来?”

“没有呃,我一个病人,么的事都没想。”文振汉咳嗽着说道。

“你们看,这是什么账本?”忽然从堂屋大门进来一个伢子,手里举着一个本子,喊到:“是我在振汉伯伯家捡到的呃。”

大家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叶政陆的儿子叶发清。父亲走过去从叶发清手里拿到那个本子,翻开一看,原来是文振汉记录的分他家房屋和地产的账本。父亲把账本交给了陈明岩,陈明岩翻看了一下又递给了工作队的人。

“好呃,这就是一本变天账!”工作队的人看了大声说:“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总是不甘心于失败。最近,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土匪闹事,大堰垱前天就发生了土匪围攻工作队,差点开火,是中队的指导员镇压住了。”

工作队的人举起账本接着说:“你们看,上面记载着每家每户分了地主家哪些土地和房屋,记得清清楚楚呃。大家说,这是什么问题?要不要斗争?”

“这是想要变天呃!”“要坚决斗争!”“要搞互助合作社!”大家议论着。

工作队的人趁热打铁,指着文振汉说:“你怎么解释?这路你到底要怎么走?”

文振汉又咳嗽了一声说:“乡亲们不要误会了,我不是想变天,是有记账的习惯呃。”接着他从躺椅上坐直了身子,努力地大声说道:“既然大家都搞合作社了,我还能哪么搞。我愿意接受工作队的批斗,接受群众的教育。我现在表态,加入合作社,把分到的田和农具都拿出来,交给合作社。”

这时,陈明岩站起来说:“好啊,振汉幺,这就对了呃!您看那个账本?”

“今天,当着工作队和乡亲们的面,我把那个账本烧了呃。”文振汉招呼儿子文学良道:“学良伢,把账本给我烧了!”

文学良走过去从桌子上拿过账本,在天井口,划过火柴,点燃账本一把烧了。那红色的火焰升腾起来,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井口的上空。

陈明岩大声说道:“好啊,这就搞对了。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鼓掌呃!”于是,堂屋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接着,张旮嘴的也表态了,愿意加入合作社。就这样,十多个农户全部加入到合作社。

散会后,父亲把会议记录交给了工作队的人。然后招呼赵旭东去抬文振汉,没想到文振汉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也不咳嗽了,说道:“不用抬了呃,我自己走。”

父亲看着文振汉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堂屋。这时,工作队的人在父亲身后叫道:“文振华同志,你来一下。”

“你坐。”工作队的人招呼道,“你记录的很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以后多为群众做点事,记好账。”

“好的好的。”父亲应诺道,又问:“您刚才说大堰垱出事了,中队的指导员是老李吗?”

“是出事了,当时就平息了。哪个老李,你认识?”

“老李是南下干部呃,我在彭家厂认识的,那时他还在梦溪区公所当中队副指导员,听说他调到大堰垱中队升了指导员。”

这是前天发生的事,老李带着工作队下村做合作社工作。由于反对合作社的势力比较大,老李连夜召集工作队和党员开会商量对策,统一了思想。

散会后,屋子里就剩下老李一人,这时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闯了进来,其中一个手里提着盒子枪,其余两人也没空手,一个拿着鸟铳,一个拿着菜刀。看这架势,不像是成气候的土匪,也不是敌特分子,为首的倒像是被打散的山匪残余。

“你们这是干什么,要造反吗?”老李喝问道。

为首的哼哼道:“你们共产党分了我家的田,分了我家的房子,还要怎样?参加穷人的合作社,让我们看他们的脸色,听他们的话。哼,办不到呃!”然后拿枪指着老李说:“你是解放军,北方来的?今儿个老子说了,你不逼我们入社,我可以放你走;你要是非逼我们入社不可,那就怪我不客气了!”

看他那外强中干的样子,老李不慌不忙地说:“我是解放军,是从北方来的,但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耕者有其田,让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既然是互助合作,当然是自觉和自愿参加,没有谁逼迫谁。但如果有人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幻想走回头路,对抗人民政府,破坏互助合作,那么,翻身做主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这种行为不仅会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批斗,严重的要受到人民的制裁和镇压。”

“别跟我说那些大道理,今儿个你落到老子手里就认栽吧,我送你回老家呃。”为首的举着枪,嘴里说着硬话,但他站在原地,脚并没有往前迈。

老李双手抬起来,说道:“你看好,我把枪放在桌上,不会先开枪。”边说边把左手挡在前面,右手从腰间掏出枪来放在了桌上,“作为革命军人,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死得其所。但是,如果你开枪打死我,死了我一个,你们三个人都会死。”

这三个人听了互相看了一眼,为首的喊道“别听他吓唬”。

“就算我的枪放在桌上,但我的动作也不会比你慢。”老李继续说,“再说了,这里位于城市与集镇的中间地段,距离县城和大堰垱都只有五六公里。如果一旦枪响,十分钟之内两边的部队都会赶来围歼。即便你们往山上跑,也要经过大堰垱,正好被增援的中队堵截。如果就地逃散,周围都是开阔地,可以发动民兵武装、农会干部和群众配合部队进行拉网式的搜捕。你们说还能活命吗?”

听到这里,其中两个人的脚往后退了一步。

“我奉劝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放下菜刀,立即停止你们的鲁莽行为,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还能保住你们的性命。”老李不愧是指导员,政治攻势非常厉害。

这时,另外两个人开始往后退了。为首的骂了一句“混蛋”,举起枪来对准老李就要开枪。只听“砰”的一声,两个人一看,是为首的手枪被打落在地上。

原来,老李眼看着为首的就要扣动扳机,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抓起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命中为首的手臂,打得他“哎哟哎哟”叫起来。

附近的民兵听到枪声迅速赶过来,协助老李一起把他们捆了起来。

这是老李自南下以来第二次遇袭,第一次在梦溪区公所遭土匪围攻中枪,差点没命;这一次算是有惊无险,毫发无损。

父亲听说了老李的这次历险经过,感到十分传奇,既有担忧,又有欣慰。父亲就想,什么时候得去看一看老李,他有些心里话要向老李说。

这还得有机会才行。

(六)

机会总算是来了。

合作社成立后,农户的土地和农具以入股的形式集中经营,统一调配,发挥了极大的潜力。时令进入初秋,看水稻长势与扬花抽穗的情况,必定是个丰收年。

这边父亲正与大家安装新式打稻机,准备水稻收割时投入使用。陈明岩过来叫到:“振华幺,跟您说个事呃。”

“么的事?”父亲问。

“当然是好事咯。是这样,目前的合作社还只是初级社,下一步要办高级社,就是小社并到大社,进入高级社。乡里要求村级组织做好各方面准备,首先是人才问题,村里初步决定推荐您去参加培训班,到乡里报到,然后集中到大堰垱学习。”陈明岩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生怕漏掉了重要的内容。

“是好事!是好事!我得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去咯,要带些么的东西呃?”父亲高兴得连连发问。

陈明岩告诉父亲,明天上午就动身,带上换洗衣服就行,记得去的时候先到村部打证明。

莫非真的想什么就来什么,父亲想去大堰垱就真的被安排去大堰垱,而且还不是自己私自去,是公派,这可是个美差。父亲想到此自然是意气风发,喜不自胜,心想这次去大堰垱要带个礼物给老李,要好好跟他说说自己想说的话。

于是他找出那条藏好的围巾,那是在彭家厂绸缎铺里买的,自己没舍得用,本该上次去梦溪区公所就要送给老李的,可惜老李调走了,这次一定带上,现在天气已进入秋季,冬天也不远了,南方湿冷,北方来的人怕是受不了,到时用的上。

就这样,父亲带着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带着那条围巾,一把祖父传下来的老式实木算盘,还有那本老李送的小册子,同一个乡里的几个热血青年来到了大堰垱。

大堰垱镇有规模较大的各种交易所,有农副产品收购站,还有当地著名小吃“垱市锅饺”,用那平底锅煎得焦黄喷香的锅饺,以大号的北方水饺为原料,肉馅特别足,用柴火起锅,滚油煎制,做出来的锅饺外观金黄、外焦里嫩,咬上去又香又脆,满嘴肉香,总是让人垂涎欲滴。

父亲安排好宿舍,向领队打听解放军区中队在哪,想去看下指导员老李。领队告诉他,这次培训时间为期一周,中间有半天休息可以去,其余时间不能外出。

培训班主要学土地革命理论、合作化道路、农村经营与管理、财务与会计,以及珠算等课程。到了第三天,父亲有点按耐不住的激动,明天就可以去见老李了。下午有节政治课,上课前领队说,请来了一位部队领导来讲课,要大家认真听,做好笔记,领导提问提到谁,谁就要认真回答。

父亲拿出本子和钢笔,做好了听课的准备,本子下面压着那本小册子。这时,一个军人大步走进课堂,只见他穿着笔挺的军装,气宇轩昂,父亲一看惊呆了,这不是他早就想见的老李吗!

在大家站起来鼓掌的同时,老李给学员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下达口令让大家坐下。老李先向大家表示问候,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了“李沂山”三个字,介绍说这是他的名字,来自山东沂蒙山,读完中学,十七岁参军,已经有八、九年革命生涯,参加过敌后抗战,打日本鬼子,打蒋匪军,南下常澧,剿匪反霸,搞土改,办合作社,可算是老革命了。

父亲第一次听到老李的名字,以前还真没问过,只知道他叫老李,哪知道他的名字叫李沂山,这名字还真不错。老李从他的传奇经历讲起,讲到革命的目的和中国的未来。他是政工干部,在部队就是政治教员,上起政治课来驾轻就熟,从历史到现实,一套一套的,学员们听得也很入神。

李沂山首先向学员们通报了澧县剿匪反霸的军事斗争形势,目前澧县一带的国民党残部及土匪恶霸已基本清剿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保护。同时经过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

当李沂山提到为什么要进行土地革命问题时,有学员纷纷举手回答“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土地分给了农民,由个体经营,为什么又要搞合作化呢?”李沂山问道。这下没人举手了,课堂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父亲想举手但又担心没把握准确回答问题。

“没人主动回答吗?好吧,那我就点名了。涔北乡的文振华同志来了吗?请你说说看。”李沂山用眼睛扫了一遍教室。父亲站了起来。李沂山的目光停留在了父亲身上。

父亲望着李沂山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用我老家的现实情况可以说明一下。”父亲接着说道,“我家邻居有一对老人,儿子打鬼子时牺牲了。老人身体不好,分到的田无力耕种。去年有旱情,结果浇灌不及时,幸好有党员组织抢灌,但还是因禾苗干枯减产,收成不到一半。但今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人加入了互助组,帮着做一些轻工活,田里的农事大家一起做,目前庄稼长势喜人,丰收不成问题。”

李沂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鼓励。父亲停顿了一下说:“农民分田后,有的农户家劳力充足但农具不够用,有的则农具齐全而缺乏劳动力,还有譬如种子、肥料等生产成本问题。通过互助合作,可以把这些生产资料归集起来,调剂使用。”

“好!回答得很好。请你坐下。”父亲说完,李沂山大加赞许,学员们也向父亲投来赞赏的目光。“是的,把生产资料归集起来,这就是集约化生产。合作化道路可以改变小农经济带来的一些弊端,是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发展的方向。”

李沂山接着从原始农耕时代讲到人类农业文明,从阶级社会讲到土地所有制,从农村经济发展讲到农业现代化建设,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未来。

李沂山进一步分析,一九五二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农业生产力,共产党不失时机地领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合作化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从组织互助合作开始,逐步把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个体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其自发趋势是私有经济;但是作为劳动者,又可能引导他们走合作的道路。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存在许多困难,具有互助合作的要求。

李沂山举着手中的资料说,据统计,一九四九年每一百户农民只有六十四头大牲畜,五十部旧式犁,九点七部水车,六点六辆大车。这表现出很多农民生产要素残缺不全,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害,只有大家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难,有效发展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通过合作化可以实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

听到这里,有学员提问了,搞集体化以后,农产品收益怎么分配,农民出工怎么记报酬,土改时房子都分到户了,集体的财产又怎么存放和保管,等等一系列问题。

听到学员七嘴八舌地提问,李沂山笑了,作为部队政治指导员,他也参加过县里组织的农村合作化培训班,可以说是“现炒现卖”,便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学员们涉及到的问题。他欣慰地说:“大家总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这次培训班就是要解决这些疑问。你们接下来的课程将重点学习有关合作化道路、农村经营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知识,学成结业后回到乡村,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发挥你们的光和热,为家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学员们听了李沂山的话很受鼓舞,甚至有些群情激动,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课程。李沂山向学员们又敬了一个军礼,说声“同志们,再见!”在学员们的目送下,李沂山走出了教室。

父亲迅速走出教室,来到李沂山跟前,“老李,不,李指导员。”父亲显得有些激动,“我原本准备明天去看你的,没想到你今天就来给我们讲课了,真是太好了!”

李沂山说道:“这就是无巧不成书啊,上课之前我看了学员的花名册,有你的名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好好学习,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多为新中国出力。”

怪不得上课时李沂山点名提问了,原来是看到了花名册上父亲的名字。父亲重重地点了点头:“一定的,一定的!”接着父亲急切地说,“李指导员,你等下,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等我到宿舍去拿呃。”

李沂山对父亲说:“不用了,还送什么礼物呀,这样不好呃。我要回去了,有机会我们还会见面的。”

李沂山伸出手来与父亲握手道别:“再见了,小文同志!”说完钻进吉普车走了。

又是匆匆一见,匆匆一别,就连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都没来得及送出去。

在接下来的两天培训中,父亲认真听课,做了大量的笔记,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专业课考试均获前三名的好成绩,尤其是珠算大比武一举夺冠。当时的培训班是大堰垱、梦溪和甘溪三区联合举办,父亲在三区比赛中获此殊荣。

父亲从小就会打算盘,打得又快又准,经常得到过长辈们的夸奖。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工具或方法。“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数术记遗》,其中有云:“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

中国传统算盘为上二下五珠,上面一粒表示“5”,下面一粒表示“1”,在用算盘进行计算时采用“五升十进制”,即每一档“满5”时便用一粒上珠表示,每一档满“10”时便向前一档“进1”。依此每一档只要用上一下四珠就够了。

珠算四则运算皆用一套口诀指导拨珠完成。加减法,明代称“上法”和“退法”,其口诀为珠算所特有。乘法所用的“九九”口诀,起源甚早,春秋战国时已在筹算中应用。元代《算学启蒙》载有九归口诀三十六句,与现今通行的口诀大致相同。有了四则口诀,珠算的算法就形成了一个体系,长期沿用了下来,盛行不衰。

父亲玩算盘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比赛有两个项目,一是算式1+2+3……+36=,看谁打得最快,用时最少;二是一道加减乘除算式。在比武中,从报名到预选赛,再到决赛入围,父亲的名次都是遥遥领先。最为精彩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居然有两个并列第一。怎么办?经过裁判商议,两个并列第一的选手再加赛一次,决出胜负。

在加赛中,加减乘除算式比赛结果又是不分上下。这时父亲心里不免紧张了一下,但很快又平复心情,淡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算式”比赛,这是最后的冲刺,成败在此一举。这时父亲举手提议,用两把算盘同时演算,左右开弓。裁判问对手是否愿意接受挑战,对手表示愿意接受。

其实,父亲提议同时用两把算盘比赛是冒了风险的,如果对方也掌握了左右开弓的本领,那就有不确定的因素。事已至此,只有赌一把了。

比赛剩下“算式”决定性的一环了,在众人的叫好声中,随着一声“预备——计时开始”的口令,两个人的左右手指飞快地落到算盘珠上。只见父亲的双手手指上下翻飞,如影如幻,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如飞沙走石一般。学员们屏着呼吸,瞪大眼睛,生怕耽误了这精彩的一幕。而对手显然技不如人,两手极不协调,手指也没那么灵泛,头上竟冒出汗来。

学员们大声喊道“文振华加油!”、“文振华加油!”就在这喊声中,父亲的双手手指一个收手的动作,飞奔的算盘珠子戛然而止,先于对方举手示意,喊了一声“报告!”只见盘面上“”珠算结果稳稳当当地摆在那里,整个过程只有六十六秒,打破了其它区此项比赛六十九秒的记录。

裁判宣布父亲获胜,现场一片欢腾。

(七)

培训结束后,父亲回到涔北乡,正好赶上全乡干部大会,村级以上干部都参加了,陈明岩作为合作社积极分子也列席了会议。参加培训班的几名学员被邀请出席大会,这些即将投身于农村合作化道路建设的青年才俊在会场站起来亮了一次相,乡领导在会上通报了父亲获得三区培训珠算比赛冠军的消息,赢得了会场人员热烈的掌声。

散会后,陈明岩要看父亲的奖状,父亲从包里拿出折得整整齐齐的奖状慢慢打开,一下子就围上来好多人,都夸父亲厉害,还说打得一把好算盘,定能干一番大事业。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和陈明岩走在水库大堤上,望着碧绿的水面,浮想联翩。

涔北这个小地方,没出什么大人物,但有一处古迹,叫花瓦寺塔,始建于宋代。涔北乡属典型的丘陵地带,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土地不瘠不肥,从事传统农业,种植水稻、棉花,养育着这里的三万人丁。

涔北乡集市就座落在涔河的源头,依山傍水,山是涔北境内相对海拔较高的雨观山,水是五十年代沿涔河源头的小溪修筑的蔡家坡水库,也算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花瓦寺塔是北宋砖塔建筑,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父亲放眼一望,可见宝塔掩映在松树之间,夕阳之下,仿佛看到了历史的烟云,晚风吹过,那隐隐绰绰的松树像一群挥舞着大刀长茅的人马奔涌而来,仿佛看到了传说中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仓皇败退时的情景。

相传李自成用金蝉脱壳之计,来到了离涔北不远的石门夹山寺隐居为僧。当时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围杀的其实是他的替身。李自成带领他的残部进入涔北地界后就在花瓦寺一带休整。因探听有官兵将从澧州府赶来围剿,李部睡至半夜就传令悄然离开了花瓦寺,向西南方向转移,而一部分妇孺孩子则化妆成当地农民留了下来。等到官兵拂晓前赶来,以为李部仍在寺内,便下令火攻,将花瓦寺一把大火烧毁了。因此至今花瓦寺空有其名,只有塔而没有寺了。

以前涔北一带更有离奇的传说,在水库边一个山坡叫蔡家坡,住着一蔡姓人家,因害怕留下来的李部残余侵犯蔡家财产,正准备向官府举报,被李部一个化妆的伤兵得知,便召集余部连夜将蔡家上下几口悉数杀害,然后逃走。所以这个叫蔡家坡的地方至今没有一个姓蔡的人。

倒是有不少姓李的,大多是杂居在其他姓氏家族之间。相传清末民初时期的李济民,又叫李机敏,因机敏过人,扶正抑邪,惩恶扬善,传为民间佳话。或许这个李机敏就是三百多年前隐匿下来的李自成的后裔。

涔北一带最大的姓是叶姓,出过大地主叶北尚,有良田万顷,家大业大,整个雨观山都是他的,现在的祠堂湾就是叶姓人原先的祠堂所在地。叶北尚是族长,一言九鼎的人物,对族人有生杀舆夺的权力,杀过异姓人,有血案,在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还有仙鹤山的李云阶,也是大地主家,整个仙鹤山一带都是李云阶的地盘。后来还有人说,哪里哪里是李云阶的山和地呢。

涔北还有一户大姓,姓段,是红军将领段得昌的亲族,段是红军游击根据地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因湘鄂苏区的“肃反运动”被错杀。段姓人也有良田豪宅,但段家遵循段得昌的革命意愿,主动把土地分给了穷人,段家成了红军家属。在涔北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段家都是走在群众前面,被树为模范。

叶姓人和段姓人截然不同的命运抉择,在涔北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振华幺在想什么,您这次培训回来可有大作为了,村里就缺能算会写的人。”看到若有所思的父亲,陈明岩一句话把父亲的思绪从历史烟云拽回到现实中。父亲开心地说:“先回村部报到吧。这次收获不小呃,李沂山李指导员还亲自给我们上课了。”

父亲和陈明岩一路步行,迈着轻快的步伐十多分钟就来到了村部。村支书也刚从乡政府开会回来,正在和贫协主任商量工作。村支书招了下手说道:“振华,来坐,你是珠算冠军啊,为我们蔡家村争光了,为涔北乡争光了。”

父亲谦虚地说:“一点小成绩,算不得么子。我是回来向村委报到的,请书记、主任安排给我事做吧。”

村支书和贫协主任相视一笑,说好啊好啊,现在正是进入高级合作社的大好局面,很多社里的账目需要重新建账,登记造册,让父亲担任高级社的会计。高级社是大社,由十个初级社组成,初级社也就是小社,像杨旮湾的十多户组成的初级社。

陈明岩在一旁夸赞道:“振华幺成了高级社的会计,还管我们杨旮湾呢。”

村支书对陈明岩说:“你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不仅要把杨旮湾的合作社巩固好,下一步还要和贫协主任一起把其它几个落后的合作社办起来。”听到这里,两个差辈分的年轻人高兴地表示一定好好干。

父亲回到杨旮湾自然也是得到乡邻们的一番夸奖。

听说文振汉真的是生病了,已经卧床不起,快不行了。父亲来到屋场西头,文学良见到父亲说,这次病得不一样,人都动不了,总是说“世道变了”,边说边把父亲引到了文振汉的床前。看到病恹恹的文振汉,父亲问道:“振汉哥,这段时间有没有谁来找你搞阶级斗争?”

“唉,这世道变了啊!”文振汉喘息着说,“振华老弟啊,我就快要作古了,已经没有我的路走了。”

文学良在一旁说:“斗过一次,在堂屋里开会,受了风寒,病倒了。”

“世道变了啊,变了……”文振汉咳嗽着,嘟囔着。父亲劝他放宽心,按时吃药,安心养病,随后离开了西屋。

此后没过几天,父亲正在做账,就有人来喊:“文会计,老东家不行了,闭不了眼,叫你去呢。”

父亲快步来到西屋,看到弥留之际的文振汉,眼神无光,见父亲来到床前,启动干瘪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房、地,都不要了,我要去了……学良还小,要好生做事。把我埋在对门狮子山上,我要看着……新社会……振华兄弟,我是因病……死的,不是斗争斗的……”文振汉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

在场的亲属哭着,喊着……

父亲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死在面前,忽然感觉到,一个人的死,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阶级,是穷是富,死是庄严的,神圣的。文振汉临终遗言是要告诉人们,他是病死的,不是阶级斗争迫害死的。这是他作为一个地主身份的政治遗言吗?或是为了让他的子女在新社会免受冲击吗?

为此,父亲寻思良久。

就在文振汉死后的一年时间里,杨旮湾接二连三死了三个老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也是病故;一个是马家的老倌子,得浮肿病死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抗日烈士的老父亲,没病没疼,安详地走了。

人固有一死,死人本来是寻常不过的事。人与人之间,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命运际遇,甚至有着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不公平,但唯有生与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这么一次,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过去。

然而,父亲自己也想不到,在他的后半生,从六十岁开始,他见证了杨旮湾及蔡家八队许多人的死,比他年纪大的也有,但比他年纪小的更多,其中还有正当风华茂盛的年轻人,都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死了。

父亲还有一个想不到,他虽然做了公家的事,但终究没能成为公家的人,只留下了一个会打算盘的“文会计”的名号。但更让父亲想不到的是,在他五十八岁的那年得了一个病,以为他也将随杨旮湾及蔡家八队那些死去的人去了。然而,他不但活着,而且活到了八十多,冲九十岁耄耋之年。

(八)

父亲在一个关键时候卡了壳,没能成为公家的人。那是宜万乡人民公社成立时,蔡家村的高级社成为大队,杨旮湾的十多户合作社成为第八生产队,简称蔡家八队。父亲当时是高级社的会计,由于业务熟练,工作积极,已经将他的干部转正名额报上去了,尽管刚成立的人民公社要压缩编制,但父亲还是没被刷下,同时党组织也正在吸收他入党。眼看着父亲就要成为公家的人了,杨旮湾的人都说父亲要“吃国家粮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区公所下来了两个人,开始找父亲谈话,问起了父亲在彭家厂当店员时与敌特分子彭家元的接触。父亲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瓜葛,干干净净,便如实做了交代,并表示当时的南下干部李沂山可以作证。说到李沂山,区公所的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还问了与李沂山的一些情况,便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父亲被问得云里雾里,有些无可适从了。但他自觉问心无愧,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过了几天,陈明岩到大队部开会,他已是蔡家八队的政治指导员,大队书记找他说,父亲转干的事政审没通过,让他在队上发挥财会作用,开导开导他,为队上做点事。陈明岩对此面有难色,叹息一声说“太可惜了”。

原来,在父亲转干名单报到区公所后,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甚至到了津市监狱询问了正在服刑的彭家元。彭说当时有考虑过把父亲拉过去,但终究没有实施,到事发时父亲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这件事有瓜葛了。至此,父亲仍在可转干名单之列。

可命运弄人,就在一步之遥时,父亲说出了李沂山,那就是玄机,为什么区公所的两个人交换眼神。因为李沂山从部队转业后调到梦溪区公所任副区长,对成立人民公社持不同意见,执行不力,推诿拖拉,正在接受停职反省。李沂山还有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文章《论社会主义股田制度》,幸好没有公开发表,否则问题就更严重了。

当区公所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父亲的名单就被划了下来。

父亲在后来的岁月里担任了几年大队会计,只要大队、生产队有财务方面的问题,都来找他咨询,并尊称为“文会计”,还在一些水利工程项目上担任会计。父亲在自我心态调整中逐渐接受“文会计”这个空头衔,也把人生看得有些淡了,以至于后来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府的恢复,在他的眼里也是波澜不惊,心无旁骛。

在这期间,杨旮湾及蔡家八队人口大增,从三十几口人发展到七八十口人,而且还没什么人故去,除个别老死的,基本稳定了二十年。这之后就是一个转折点,新生代长大了,姑娘外嫁,小伙外出,加上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生老病死也开始降临到这个安静祥和的村庄。

五十八岁的父亲开始胸部发闷,日益咳嗽起来。一日,父亲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广播通知,乡卫生院到大队部来做免费检查。父亲喊了赵旭东一同去检查,医生告诉父亲过两天去乡卫生院复查,并叮嘱一定要去。赵旭东问医生“我怎样?”医生回答“你不用去”。

这是什么信号?父亲有些担忧了,于是,愈发感觉胸闷,愈发咳嗽。到乡卫生院复查的结果让父亲始料未及,医生说“不排除患有肺结核的可能”,并告诉父亲,治愈的希望还是有的,医院确诊后再治疗。

结核病属于传染性疾病,可以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等传播,吃饭夹菜也要单独使用餐具碗筷。这使父亲感到十分担忧。而当杨旮湾及蔡家八队的乡邻得知父亲患结核病的消息后,又一次替他惋惜,唏嘘不已。赵旭东则替他打气,有病要治,借钱也要治,治好了还可以好好的活。

正当父亲为治病犯愁之时,大队部来通知,说政府有免费治疗结核病的政策,医院检查,如果确诊就可以接受免费治疗。

这是一个好消息。就这样,医院确诊为肺结核。但是能不能得到免费治疗,要看县卫生局和结核病防治所的筛查,医生告诉他回去等通知。

过不到一个星期,消息来了!父亲进入免费治疗名单。赵旭东开玩笑说“恭喜你被录取了”。

医院通过住院治疗,病情好转,病菌得到了控制。医生开了一些药,叮嘱父亲回家后按时吃药,慢慢就会恢复了。就在父亲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办公室,有人找他。父亲思忖,会是谁呢?到医院来找他,为什么不来病房呢?

一个医生过来说“跟我来,医院办公室”。父亲又开始思忖,今天医生这么客气,不会是自己的病怎么了吧?正想着,父亲随医生走进了办公室,抬头一看,差点没把他吓着了,激动地说:“李,李指导员,是你!”

不错,找他的人正是李沂山。李沂山伸出手来与父亲握手,在一旁的院长说,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指导员了,是县卫生局的领导了。

“什么领导不领导,我就想多为群众做点实事。”多年不见,李沂山还是那样高的境界,只是都显岁月沧桑,两鬓斑白了。“我已经退下来了,现在帮着县爱卫办做点事。你的病情我知道,在名单中看到了你的名字,这是个机会,不管怎么说,把病治好才最重要。”

院长接着说,是李书记看到你的名字,建议把你列入第一批免费治疗名单。父亲听到这里,感慨万千,从青春年少认识南下干部李沂山,到年轻时转干未成,又经历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现在已近六十耳顺之年,一路走来坎坷颇多,可谓一把辛酸泪啊。此刻,站在李沂山面前,父亲差点就要哭了。

“来,小文同志,坐下说。”李沂山也有些感叹时光易逝,世事难料。他说,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就被父亲娴熟的算盘和青年才俊的模样所欣赏,就想把父亲带到革命的路上,可惜出了匪特袭击区公所事件,耽误了父亲的前程。后来在大堰垱培训班名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他又感到很欣慰,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没想到却因自己停职反省影响了父亲的政审,终未成其之美,这让他内疚了好几年。

后来,李沂山调到大堰垱区公所任副区长、区长,一直到撤区并乡,又调到县卫生局担任党委书记,退下来后到县爱卫办做点事,搞搞调研,写点东西。这次有机会参与结核病防治工作,又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心里像是刺痛了一下,没曾想父亲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就像是上天安排,让他再一次与这个名字相遇,以自己尚能提出建议的机会,帮一次忙,来弥补自己对父亲的遗憾和歉疚。

李沂山说到这里,父亲真的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父亲用手揩拭了一下眼睛,说道:“李书记言重了,谈不上歉疚的,这都是命。年轻时不相信命,但一路走来,还是逃不掉命运的捉弄。”父亲还是很感激李沂山的知遇之恩,感谢这一次的再生之情,表示此生相见无悔矣。

父亲忽然想到,当年要送给李沂山的礼物是一条御寒的围巾,希望下次有机会相赠。说到此,李沂山也眼眶湿润了,在场的院长也感慨不已。

李沂山嘱咐父亲回去后好生养病,希望健康长命。于是两人握手告别,互道尊重。

父亲回家后吃药养病,身体得以恢复,心态更是超脱,人生几起几落,忙碌了大半生,如今捡回了一条命,从六十岁开始,每一天都是赚的,也该轻松过日子了。父亲精于牌九,开始和邻居打麻将,小赌怡情。

杨旮湾及蔡家八队几个同龄的乡邻都为父亲的康复感到意外,以为命不久矣的父亲会先于他们而去,没想到父亲得到免费治疗,病好了,而平常没什么病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离开了。

特别难以置信的是,张旮嘴的张子寿,张家兄弟“福禄寿喜远”中的“寿”最早去了。论年龄,张子寿比父亲年轻几岁;论经济,张子寿最有条件活下来。他是湘运公司退休职工,有退休金拿,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顶班,家里还有几亩田,又没什么负担,正是安享晚年的节奏,可偏偏有福之人没寿运,莫非他的八字承受不了这个“寿”的名字?

张家兄弟中,接下来的是“禄”。张子禄育有五子一女,可谓五子登科,虽没有高官厚禄,但也子孙满堂,而且张子禄真的有“禄”,就是有口福,能吃能做。有传言,他在搞“出门工作”即水利建设工地上,起早摸黑地上工,吃晚饭的时候天黑了,有时候伙房打牙祭,有坨坨肉吃,他夹起来放在嘴里嚼,旁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吃,他就说“你们吃肉吞整的,不嚼的啊”,于是他也一个接一个地吞了。这么一个有“禄”的人也去了,享年只有六十多岁。

张家的老四“喜”,家有喜事,多好,四女两男,喜事连连。张子喜在大队加工厂做过事,会玩柴油机。当时二女儿高中毕业,他找到大队书记,让女儿去蔡家小学当老师,居然成了。大女儿是民兵排长,还背过步枪回家,英姿飒爽,不爱红装爱武装。小女儿不仅漂亮,还聪明伶俐,有驻村干部推荐她去乡邮政所上班了。儿子身体好,做起事来有劲。张子喜去得也早,也就五十多岁吧。

还有张家老五“远”——张子远也是儿女满堂,女儿漂亮,嫁的也好,可以颐养天年吧,但也就六十多岁走了。张子远会讲故事,特别喜欢讲李机敏的故事,说李机敏在涔北地区机敏过人。有一次,一个富人家诬告隔壁穷人家偷了他家的牛,官司打到县衙,出钱要李机敏给他当证人。当时是炎热的夏天,那个富人到李机敏家,看到李机敏翻穿着羊皮袄,在家里还打着伞。结果在县衙过堂时,李机敏反而说那个富人喜欢说谎。富人说从不说谎。李机敏就让他说到他家看到了什么穿着打扮。富人说李机敏翻穿羊皮袄,还打着油纸伞。李机敏对县令说,这人谎话连篇,哪有大热天翻穿羊皮袄,打着油纸伞的。县令一拍惊堂木,大喊道:“大胆刁民,竟敢在衙堂上说谎,诬告他人,给我打二十大板。”你看,这么会讲故事的人也走了。

张家兄弟最后走的是老大“福”——张子福自己没有亲生的子嗣,过继老五的大儿子顶了班,从武钢退休后回到老家安度晚年,整天拿着一个拐杖,走在蔡家八队的田坎上,看看过去张家的水田旱地。尽管当年父亲没有和他一起去武钢,但看到父亲安逸地打麻将,他是羡慕得不得了。就这个曾经与父亲一同分田抓阄的同龄人,拿着退休金的“福哥”也走了。

还有山东老兵赵旭东,撇下田晓英,不到七十岁走了。陈明岩也是得了肺结核,六十多岁不治而亡。他和父亲一样也是肺结核,为什么他没治好呢?谢旮嘴的“大脚板”走了,就连当过兵的谢家老二,比父亲小得多,也走了。陆旮湾的叶正陆和叶发清父子都走了,叶发清不到五十岁吧,走得太早了。

张旮嘴的石匠李宽林,与我家还有点沾亲,是上门女婿,他的岳母姓黄,和我祖母一个姓,我叫她伯母,叫李宽林为宽林哥。在大队搞水利建设的时候,看到他凿过石头,用凿好的石块砌水渠。那时他还帮别人凿磨子,是个手艺人,但后来有了机器磨面,很少有人凿磨子了,李宽林的手艺也就渐渐排不上用场了。他家儿女也好,女儿漂亮,身材好,儿子当兵提了干。这样还算年轻的人也走了。

杨旮湾文学良的二儿子叫二喜,还不到十八岁,白天还在做事,不知道什么缘故就喝农药死了,抬到乡卫生院抢救,医生压了压胸,翻开眼睛看了看,摇了摇头说“已经走了”。家里临时买了一副白木棺材,没有发丧,悄无声息地连夜送上了山。

还有赵旭东的大儿子,生前在蔡家坡半边街开烧饼铺;张子禄的小儿子死时还年轻力壮;张子远的二儿子在涔北乡集镇上做生意,年轻时还学过打书匠,学打鼓,也就是打孝鼓。这些晚辈算是英年早逝了,他们走的时候还这么年轻,真正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父亲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先他而去,想想自己虽也是满堂儿女,但终究没有他们的优越条件,没有干部退休金,主要靠子女赡养,还打点小牌。为什么有钱的无福消受,早离人世,而自己那样条件一般的,拖着病恹恹的身躯,守着黑漆漆的棺材,留着一把祖父传下来的木制算盘,看着屋前疯长的腊梅和金银花,还怡然自得地、艰难地活着,活着。

前年,医院做了个检查,胸透显示,半边肺部已干枯,也许是干枯的肺部把病菌都枯死了吧。

让我无法释怀的是,有一年我回老家看望父亲的时候,父亲拿出了那条围巾,喃喃地说道:“李沂山也走了,连这个礼物都没送出去,拿着还有什么用呢?”

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命吧,命里注定的富贵与劫数,谁又能逃得过呢。

——年7月写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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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雕龙(文翊),书名文学力,科普作家。八十年代从军,当过记者教过书,历任澧县电视台记者、湖南经济报副总编辑、华夏酒报湖南办事处主任、湖南省酒协监事暨《湘酒文化》杂志主编、长沙启迪学校兼职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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