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7/29 18:22:00
12月16日上午，金砖国家文学论坛分论坛“中印对话：传统在当代”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召开。印度作家、诗人美瑞杜拉·嘉戈、苏库瑞塔·保罗·库尔玛、帕提莎·塞恩对谈中国作家、诗人苏童、欧阳江河、翟永明、徐则臣、艾伟、谢有顺等。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都面临传统和当代这一问题。传统在当代意味着什么？如何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印两国的现代性有何特殊性？这是这场论坛的核心话题。面对现代性，作家要增加疼痛和怀疑印度作家美瑞杜拉·嘉戈以古印度诗歌中的“云”这个意象开启了她对于传统与当代这个话题的思考。在古印度诗歌中，云是信使，可以传递信息。诗人借助云这种形象，想象成自己像云一样从一端到另一端，提到很多非常丰富的环境和元素，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诗人居住地方被污染的时候，作为信使的云这一想象难以为继了。她提到自己写的一篇小说，在这个小说里，云不拒绝服从命令，不愿意为诗人传递信息，因为这片云看到很多人死亡、受苦，闻到毒药的气味，看到毁灭的自然环境。这一片云已经开始反叛，已经不再愿意成为诗人的限制，这是传统和现代冲击的结果。从美瑞杜拉的关于云这个意象的发言中，欧阳江河获得了启示，他谈到两种现代性。一种是今天的西方现代性，这个现代性越来越成为一个固定的一整套关于知识、进步、权利的价值观、时间观，这种价值观变成观念后在制约我们，不仅是界定自我认识，还界定着自由、解放这些概念，还界定规定我们使用的话语。而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笼罩下，美瑞杜拉所讲的云要如何处理？“它们不能进步，是旧我的一部分，那么应该切割下来，像阑尾或发炎的牙齿，因为它让我们疼痛，应该切割下来。殊不知我们非常依依不舍，文学恰好是表达情感，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学应该恰好表达我们身上的这种痛感，表达我们看云时候的纯真、不敬，那份旧有的东西，那份我们和自然所形成的那种感动。”而在印度、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里，还有另一种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它有其特殊性，这种现代性考虑了历史遗产，考虑了传统，考虑了我们的地理、时间等等。欧阳江河特别谈到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们看山的时候山也在看我们，那份万物有灵，那个东西无法进步，那个东西是旧的，但那个东西让我们感受到身上的温柔、纯真，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惆怅、我们的疼痛。那个东西你怎么让它跟现代性的一整套知识的、权利的、科技的云相协调呢？很难。”“在今天，云被释放出来，变成了云计算、云存储，现代性构成了一个合成的怪兽吞噬了所有的人，把我们的面孔、名字改成档案性的东西，像大数据，确实让我们更开放了。但像李白说的，我把山上的白云折下来送给我的朋友，那种可能性没有了。云变成了一个纯粹、非自然的东西。”在欧阳江河看来，在这样的境况面前，作家不是坚持当代性或反对进步，没那么简单，但必须考虑在对待现代性的时候，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它要作为一些怀疑、一些根本的追问。“作家、诗人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面对这样一个进步，进步到最后变成死于肺结核、死于癌症这样一种结果的时候，作家要干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要给这个简单的选择和回答增添一些疼痛，增添一些怀疑，增添一些不可知，和一些更为久远的追问。”穿着汉服也无法回到古代翟永明从中国的新诗写作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传统和当代的思考。她谈到，即便中国新诗已经发展了一百年，可是即使在今天，普通的中国人一说到诗歌还是认为只有传统诗歌才是诗，新诗一直面临如何从旧诗传统的压力中挣脱出来的问题。她援引古典文学研究者商伟的说法，谈到新诗诞生之初，新诗有一个自我证明的迫切问题，要证明现代白话诗是够格的文学语言。而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今天我们回望五四时期的诗歌，会认为这些作品有点幼稚或不太成熟，但他们必须要完全开辟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这极其困难。中国古典诗歌当然是高度成熟的形式，然而在翟永明看来，新诗尽管已经走过一百年，但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度的形式，它还在发展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向西方诗歌学习之外，也要思考如何传承古典诗歌的源头，从古典诗歌中激活最精粹的语言，然后成为写作的源泉。翟永明特别提到，很多古典汉语中那些使用了很久的“陈词滥调”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比如四字成语在现代生活中也是大量使用的。我们的新诗写作者应该从过去所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语言中激发一种活力，然后融入到生活中。然而，对于传统，翟永明的理解是传统不意味着复古。“事实上并非我们穿上汉服就回到了古代，这是不可能的，包括对古体诗写作的热情。我觉得古体诗有一个娱乐，但成为当代诗歌是不可能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失去了古人的生存经验和体验。其次，古体诗已经无法表述现代生活的节奏，我们所面对那么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生活经验、问题古体诗已经不能来处理这种问题了。”苏童今天中国的大作家这些年都在“往回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们在谈传统和当代的时候，其实也在谈东方和西方。作家徐则臣就谈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当很多青年作家谈到文学创作源头时，很多时候主要是在谈外国文学。是不是因为这些青年作家不读中国传统文学？不是，这些青年作家也读传统文学，但是写作的时候自然地、本能地就找到了西方的源头，觉得那个东西好用，可以处理我们当下的生活。在徐则臣看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数典忘祖的现实版。同时，徐泽臣也谈到，中国青年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的亲近，在另一方面也跟中国文学长期的边缘位置有关。“我们希望能够与世界文学接轨，尽力地成为最大公约数，要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写出更多能让所有人接受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像外国人，越来越趋同。”然而，走过了寻求最大公约数这个阶段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意识到区别于别人更重要，而这时中国传统文学资源便变得越来越重要。徐则臣注意到，苏童、西川、莫言、格非等今天中国的一流作家这些年都在“往回走”，从传统的文学资源中汲取经验。然而，徐则臣的困惑是，按照学者林毓生的说法，我们如何能够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除了诸如从形式上借鉴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叙事这样的尝试，更困难的是，对于许多青年作家的困惑是，“我们在传统文学的资源中很难找到特别顺手的工作，往大来说就是一个思维方式，一种文学观或世界观，很难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处理当代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关于徐则臣的观点，苏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从年代开始算起，关于每个作家的创作渊源受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最真实的说法是，影响当代中国作家的不是《红楼梦》《金瓶梅》等，而很可能是某一部翻译小说。或者用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基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但中山大学谢有顺也指出，即便如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他举了例子，年代有不少作家，尤其是先锋作家写小说的时候喜欢把名字取成ABCD、，因为觉得现代小说中人物是一个符号，是张三李四不重要。“但是再过一二十年到今天，哪怕是完全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作家，如果再把一部小说人物的名字写成，我肯定是不会读的，因为我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这就是语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缓慢的，但是渐进发生的。”因此，谢有顺认为，我们要一点点找到传统与现在、现代人有连接的点，而不是简单的继承。中国作家有沉重的传统包袱关于传统与当代的关系这一问题，苏童作了一个比喻：“传统是一个巨人，当代也是一个巨人，而传统在当代的什么部位？是血液？还是排泄物？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它就是巨人的身体里面，有时候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时候是脂肪，是你意识不到的。比如健康的时候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同样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从来不会想传统是怎样的，就是每天日常生活中很少想传统是什么。”而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相比印度同行，中国作家发言中都有非常沉重的传统包袱，对于传统有很深的纠结情感。而这种对于传统的纠结情感，在五四时期就已经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谈到传统和当代关系的时候，不少中国作家都提到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譬如主张废除汉字、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等等矫枉过正的论断。对此，谢有顺解释到，像鲁迅、胡适这些激烈的反传统论者，本身不可能不知道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化的辉煌，但何以他们还要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反传统？他认为这就是鲁迅说的，要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唤醒民众的觉悟，能让大家探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鲁迅自己打过比方，他说如果在一个黑屋子里面你叫人家开窗户取光，他是不开的，因为嫌麻烦。如果你告诉他，如果你不开窗，我就掀房顶了，那遗老遗少们会觉得代价太大所以开窗。他们用一种非常猛烈、非常果决的方式来引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已经不可忽视了。废除汉字很难做到，但遗老遗少们一想到汉字都要废除了，算了，我还是接受白话文了，因为白话文还是用汉字，不至于连根都跋掉了。”因此，换句话说，五四反传统有其策略性的层面。因此，当年鲁迅们激进地反传统是对的。但同时，谢有顺也说，现在选择性地肯定传统也是对的。“我用了一个选择性，因为现在很容易说传统性就是复古，也有很多人说传统就是穿汉服，把儒学变成国学，这都不是传统的实际。传统的三教九流博杂而丰富，没有断流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包容的，是各种文化都能在我们个身上激荡的。如果你只尊儒术就没有中国了，就好比在今天的中国，儒家在我们身上是最广泛和普遍的，但谁又能否认我们身上没有多多少少的道家呢？都想陶冶自然，都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种点竹子、养点兰花，这不是道家吗？甚至我们绝望了还可以出家，还有佛家。我们是一体的，是有弹性的，从来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这是中国文化没有断流的重要原因。但不等于说先贤们当年批判传统里的糟粕到今天也要全面地复活过来，所以我才说要选择性地肯定传统。”关于苏童提到的传统在当下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谢有顺的回答是传统就在当代，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传统就是古典，就是孔子、唐诗宋词。如果把传统当作开放的概念，不仅中国古典的东西是传统，五四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传统。谢有顺反对那种狭隘的对于传统的理解，“我甚至觉得那些深深影响我们的西方文学也是我们的传统。比如现在还有谁觉得佛教是纯印度的东西？它就是中国的。我甚至从来没有觉得卡夫卡是外国作家，我觉得他影响了我，他同样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以这样的开放心态来看待传统，就可以接纳所有东西，但我们依然知道我们是谁，依然可以创造一个能够被别人辨识的我，而不仅是李白的我还是卡夫卡的我，而这也是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