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理人网
文/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年，在“非典”（SARS）肆虐的日子里，我写过一篇题为《灾难经济学》的短文，把灾难分成两类：一类是杀人毁物的灾难，如战争、洪水；另一类则是危害生命但不破坏物质的灾难，如瘟疫和金融危机，这种灾难导致人类的社会活动减少，从而损害了人们的经济利益。文章发表后不久，SARS过去了。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虽然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SARS那么强烈，所以这个话题再也没有被提起。后来我编辑出版文集，也没有收入这篇文章。没想到，时隔17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这篇文章又被人们想起，“挖掘”出来放到网上，以至于我想到要写这个“续篇”。
SARS历时较短，当时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所以文章较为集中于短期内需求侧的分析。战争一类的灾难本身要消耗大量物质，同时还会毁坏城市与工厂，所以战后重建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形成某种战后繁荣。而SARS一类的灾难并不产生这种需求。因为要阻断传染病的扩散，它只会减少甚至停止人们的活动，包括各种消费和投资活动，过后并不产生新的需求，基本上只是恢复了原有的需求。这时，要弥补疫情期间经济的下滑，就要由政府出台政策来增加一些额外的需求（不过由于当时投资增速还在加快，所以文章中说不需要特殊的政府刺激政策）。
灾难当然也会对供给侧产生影响，这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战争从人和物两个方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所以，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战后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物质短缺与通货膨胀。而瘟疫大大减少了人们的生产活动，生产能力“闲置”，不仅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机器厂房也因劳动力的减少而开工率不足。所以，面对这种灾难导致的经济下滑，国家在供给侧的重要措施是帮助职工返岗复工，帮助停产减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债务压力，逐步恢复设备利用率。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典型性——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力强，没有症状也会传染（这是新冠与“非典”最重要的差别，其经济意义也特别重要），所以隔离期更长，“封城”的时间也更久，即人们无法活动的时间特别长，供给能力不能发挥作用的闲置期也特别长。这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产生较大的冲击。总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灾难对生产供给的影响，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
新冠肺炎（红色）与其他疾病（蓝色，从上到下分别为：埃博拉、MERS、H7N9禽流感、肺结核、SARS、年H1N1流感、季节性流感）R0值和致死率的对比。目前对新冠肺炎病死率的估计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于其他大规模疫情的病原体，如SARS、MERS和埃博拉。但是这种感染似乎比季节性流感等其他疾病更容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基本繁殖数R0值约2到2.5。（图片来自Thecoronaviruspandemicinfivepowerfulcharts，Nature，-03-18）
但是，基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最尖锐的经济学问题，是“不确定性”。虽然当年SARS疫情下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确定性问题特别突出、特别严重。不确定性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前沿领域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知识与信息知之甚少，从而不知道它的发生规律和变化趋势。对于一种事物，人们掌握的信息与知识程度不同，不确定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即便在有了一定知识和信息后，只要这些信息还不充分、不准确，就仍然属于不确定信息。有时，人们可以知道它在概率的意义上大概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规律。比如，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性是这样，相对应的有多少收益或损失，等等。具有这种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可被称为“或然性信息”。正因如此，学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学数学里的概率论，许多经济问题都要用概率的方法加以处理。
新冠病毒是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病毒，所以人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发现初期（几周，或几个月？）对其一无所知。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导致人生病的？医学病理是什么？它会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怎么传染？传染途径有哪些？潜伏期多长？
哪些人容易被传染？致病率多高？有没有药可治？死亡率多高？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对一些关键问题有了确定的认识。比如：确定有人与人之间的社区传染，有些事就可以做决断了（比如封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实行了14天的隔离措施，是因为中国的经验使其对病毒的传染周期有了较为确定的认识。最难的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当一切都还不确定时，公共卫生防疫机构和政府怎么做决策？依据什么做决策？做怎样的决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国汉堡，一架带有“STAYATHOME！”字样横幅的飞机从天空掠过。（图片来自Unsplash
pirye）一旦病例出现，就会带来一些信息，这时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要及时把这些信息上报、传递给法定权威机构的专家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一种公共卫生疾病的定义和判定是需要一定的科学研究过程的，是要由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分析，经过同行的审核并由法定权威机构最终认定，然后根据法定程序公布于众的，不是由几个人基于几个病例就能确定的。没有及时上报信息是一个问题，但即使上报了信息，处理这些信息并进行专业的科学分析都需要数量充分的病例样本和病理数据，需要一个观测病毒演变的过程。直到基本的问题搞清楚（当然还不可能是完全的清楚）之前，可以说我们都处在一个“信息不确定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是几周，也可能是几个月。在科学还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有的传染病可能蔓延了好久，在死了很多人后，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传染病的基本信息。
从不确定到确定，认知的进步总有一个过程，这没什么奇怪的。但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里，人们可以做什么？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采取行动？打一个比方，我开着车，但不清楚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所以我停下车来不走了，最多会因为我的无知耽误一些时间，不会有其他的后果。但是，面对传染性疾病，你可以无知，可以不确定，但是在你不采取行动的时候，它会传染开去，使你失去防控它的大好时机！现在，我们就面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时该怎么“发布信息”？要停止公共聚集，这可是个大举措，怎么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自己还不知道的许多事情，怎么向公众说明？我国的公共医院、卫生机构和基层政府及时上报疫情，但是，确定疫情和公开发布疫情的确定信息，要由中央政府指定的权威机构在对疫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科学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做出。问题不在这之后，而在这之前：在中央权威机构发布确定性信息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在那个当时可能感觉是“漫长的”的不确定时期当中，我们怎么做决策？做出决策后又怎么向公众解释？在还没有确定信息的时候，向公众发布什么信息？能发布什么信息？
我们不能在事后有了确定性信息的时候，去指责当时处于不确定时期的决策者无法发布确定的信息，也无法根据不确定信息去做出后来才做出的决策（失职渎职行为是另一种问题）。我们不仅不能盲目决策，鲁莽行动，还要防止根据虚假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之所以需要走法定程序，进行科学分析，以尽可能地获得真实可靠的确定信息，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一类问题。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时期，难道我们就应该毫无作为，白白让宝贵的时间窗口流失吗？
这就是我们可能陷入的困境！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段“漫长的”不确定时期，即实事求是，承认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时期发布“或然性信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息在局部范围内相机抉择，及时采取一些“不会后悔”的、级别较低的防疫措施。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处公园悬挂标识提醒人们注意保持保持社交距离。（图片来自Unsplash
rosa_roth）“或然性信息”就是不完全信息或不确定信息。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信息，只是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加上人们的一些推测和判断（当然是一些初步的判断），因此具有或然性。实际上，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总是不完全的，都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于有些事物，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深入透彻了，而对新出现的事物则了解较少，因此或然性就比较大。时至今日，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的，权威疾控机构所发布的信息也带有一定的或然性。
发布信息的目的是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就不需要发布信息。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向上级防疫机构隐瞒信息的问题，而是在说如何向公众发布信息的问题。防疫机构如果公布了信息，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只是造成大家的恐慌，于事无补。
在信息还很不完全、情况还很不确定的时候，当然不可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成本相对较低、扰动相对较小、负面效果相对轻微的措施，事后发现早期判断有误，纠正起来也较容易，不会因为采取了这些行动而后悔。我们称这一类行动为“无悔行动”。
比如，首先可以加强一个区域（或城市）内的医护人员的防护。这个成本不高，且对医护人员的健康有好处，即便疫情是假的，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不会后悔。接下来可以呼吁相关城市里的居民戴口罩，这虽然有一些成本，比如口罩本身的物质成本，还有人们戴上口罩产生的不适感，但成本相对还是较小的。随后，还可以加大对市区街道的清洁剂喷洒，强化商场和娱乐场所等公共区域的保洁，限制和减少大型集会和聚集性活动等，这些都属于成本不高的防疫措施。再进一步，随着情况进一步明朗（即确定性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甚至还可以采取“局部封城”的措施，就是对个别居民小区和商业街区等实行更严厉的限制举措。当然这个举措的成本就比较大了，对社会的震动也会比较大。但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部防范措施的成本仍然是较低的，而这一措施的收益则是：及时地把疫情控制在较小的局部范围内，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事后证明这样做是小题大做，纠正起来也不难，不会导致大的社会震动。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在疫情不确定时期可以采取的行动，也是中央权威机构有了更确定的信息并做出全局性防疫决定之前，在局部范围内可以采取的早期防疫措施。
北京某小区居民在进入社区时出示通行证并接受体温检测。（图片来自Unsplash
hellokian)为避免过度囤积、库存储备告急以及价格上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计划，图为当地居民在药房外排队购买口罩。（图片来自Unsplash
macauphotoagency）“无悔行动”最重要的含义要“反过来”解读：如果现在不采取一些行动，哪怕是一些扰动较小的行动，浪费了防疫的时间窗口，我们将来会更后悔！
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可供读者参照，帮助理解什么是“或然性信息”和“无悔行动”，以及二者的关系。现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加入到减少碳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中来。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科学界很早就开始研究，但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气候是否在变暖”“变暖是否是人类的碳排放行为所导致”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气候变暖问题在国际上长期得不到重视且世界各国无法采取一致的有效行动（特朗普到现在还持否定态度并促使美国从国际协议中“退群”）。而防止气候变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Ster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以“或然性分析”的方法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些带有或然性的信息。他指出，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减少碳排放是否一定能防止气候变暖，但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会有百分之几的概率使气温在年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如果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就可以有更高的概率达到同样的目的，等等。这些信息是或然性信息，是概率分析，体现了科学界的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此同时，也向公众传递了这一问题的发展演变趋势，从而为人类采取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经济学界还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在或然性信息基础上的“无悔减排”概念。它指的是，既然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是建立在或然性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在气候问题上，有一些科学家仍认为气候变暖不是碳排放导致的，如果他们最终被证实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岂不是白费力气，白花了成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首先采取一些行动，成本很小，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益，即使将来科学界真的证明了气候没有变暖或气候变暖与人类碳排放无关，我们也不会太后悔。比如，如果我们花费一些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提高效率可以使企业增加收益，使净利润率有所提高；即使净利润率没有提高，我们将来也不会因为做出这些行动而太后悔。这就是所谓的“无悔行动”。这也就是说，当信息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只好采取一些成本较小的行动，有了更确定的信息与知识后，我们才可以采取更重大的行动。
工作人员对北京的一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图片来自Unsplash
antaresqsq）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重大防疫措施（如启动较高级别的疫情响应机制，如“封城”等）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拥有较为确定的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这种确定性信息，一定要由法定的权威机构通过一系列信息搜集和科学研究之后提供，由中央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不可动摇。
2.从病例出现开始到法定权威机构宣布较确定信息（给病毒“定性”）的时期，都属于“信息不确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及时向权威部门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以保证我们对疫情的认识越来越确定。这点在我国现行法规中也有明确规定，需要切实贯彻执行。
3.与此同时，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法规中应该有这样的条例：允许地方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信息不确定时期拥有以下权力——一是发布“或然性信息”的权力；二是采取较为温和的、审慎的“无悔行动”的权力，采取“无悔行动”作为局部的早期防范措施，不浪费宝贵的时间窗口。所采取措施的严厉程度，不仅取决于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而且取决于信息的确定程度。若信息确定程度较低，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不那么严厉的“无悔行动”；在信息确定性达到较高的程度且确定疫情严重程度也很高的时候，才能由更高级别的权威机构决策采取更为严厉的防控措施。湖北的一个地级市，就是因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较早地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公共防疫措施，后来成了湖北省内除神农架之外病例最少的城市。当地政府官员后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时采取这些行动是“不那么合规的”，说明当时的规定中并没有我们这里提议的这一条，是一个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
4.需要明确的是，发布信息与采取行动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能采取行动，就可以不发布信息（当然仍要在内部自下向上传递信息），也不需要发布信息，因为这时信息还是很不确定的；发布了“或然性信息”又不能采取行动，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但是，如果想让地方政府采取早期防范行动，就一定要允许它可以发布一些当时所能知道的但还不那么确定和权威的“或然性信息”，不然就无法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防疫措施。同时，也要在发布“或然性信息”时明确地告诉当地民众这些信息还不那么确定，最终的权威信息和重大决定要由更权威的机构做出。
5.地方卫生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的权力，也要通过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要有实施细则、决策程序和行动指导，也可以分为几级响应（可以称为“早期响应”），都要按程序办事。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当然都是亡羊补牢，但却能让我们在下次出现类似情况时做出比这一次有所改进的行动。当然，人的知识永远都是不完全的，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关于灾难经济学的其他问题，或许要到下一次灾难发生时，再写续篇讨论。当然，但愿没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