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每年70多万的患者从全国各医院——这医院，在这里，寻找希望，或者，遭遇挫折，有一些人还会遇到骗子
沿北京华威南路径直往东，一过潘家园东路路口，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像是收到了统一指令，缓缓靠向右侧，停下，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与其平行的潘家园路上，往返于中医院（下称“医院”）和潘家园地铁站的载客车忙碌着。它的外形类似于公园里的代步车，每人三块钱，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中显得脆弱且不堪一击。
这是5月16日清晨八点零七分的北京，大半个城市刚刚在新的一周苏醒。此时的医院像是个巨大的黑洞，用强大的引力吞噬着它周围的人群、车流，大家一股脑地扎进去。
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医院排行榜上”，医院连续数年名列“肿瘤学”第一，它自然也成为全国癌症患者最重要的求医目的地。
“医院是按一天门诊量几百人次建的，现在平均每天以上，多的时候多。而且因为百分之七八十是外地病人，算上陪同的家属，一天可能有七八千甚至上万人在这儿。这是个什么概念？不堪重负，简直不堪重负！”门诊部主任王维虎拨开人群，快步往前走。在他的身后，黑压压的人群又重新聚拢到一起。
二环路边，龙潭湖畔，这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庞然大物连同那些被它“吸入囊中”的病人一起喘息着。
不可言说的疾病
4月23日，医院举行义务咨询活动，近万名市民现场参与咨询。（
视觉中国）门诊楼攒动的人群中，25岁的哈尔滨姑娘小敏很不起眼。她瘦小，丸子头，黑T恤加牛仔裤，画着粗黑的眉毛和略显粗糙的眼线，并竭力用厚厚的粉底试图掩饰满脸的痘痘——这是抗癌药带来的产物。
5月16日一大早，小敏在母亲的陪同下坐51路公交车从宋家庄赶到医院，做完CT，接下来，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结果。
年小敏发现自己右乳上方有一个小肿块。县医院的医生检查后，说是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次年3月8日，她在同学的督促下，医院拍了片子。“乳腺癌”，省城的医生很快下了结论。此时她才22岁。
癌症正在向年轻人群体蔓延。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发病年龄曲线提示，中国癌症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乳腺癌、肺癌、结肠癌、甲状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年龄均低于此前的数据。
小敏患癌的消息很快传遍她所在的北方县城，这让她们全家感到抬不起头来。“就癌症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祥、可恶、令人反感。”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这样描述。它听上去和肆虐于19世纪的肺结核属于相似的“污秽”，两者都会耗干生命力。在这两种病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生命的本质。
很快，一家人搬离县城。为了给小敏治病，亦为了逃避那些同情或暧昧的目光，他们在哈尔滨市区租了房子，没有网络和电视，每月租金六七百，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父亲找点零工去打，母亲则一边陪她，一边在餐馆当服务员。
小敏的母亲至今不能接受女儿得癌症的事实，她一听到“癌”这个字，心里就哆嗦。三年里，她自动屏蔽着任何和癌症相关的信息，医院门口发的小广告都避而远之。这个老实巴交、务了大半辈子农的女人，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有希望，砸锅卖铁都得治”。
疾病让人变得脆弱，也令人更加敏感，癌症尤其如此。在一个癌症病友群里，每个成员的昵称为“名字+癌种+地域”，但每个人都在昵称中回避着“癌”字，比如“肺癌”，就只写“肺”。“正能量”是群里经常出现的词，有群友因为发过几次一个小人上吊的图标，被大家骂了几十条。
北京姑娘林白还记得到医院为父亲看病的情形。五年前，她的父亲被查出软骨肉瘤，第一次看病，她就医院，“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反正牌子挺大”，但拿到就诊卡的那一刻，林白脆弱且敏感的心里“咯噔”一下。彼时，医院的就诊卡，该医院的就诊卡是纸质的，“这什么意思啊，是觉得看不了多久就完蛋了？”
那段时间，林白每天医院排队，七点一开门，就被人群拥着一窝蜂地往里挤。要是挤不到里面的那扇门那儿，基本上就没戏了。做过切片，确认是恶性后，林白托关系找到一位专家，很快做了手术。
住院那几天，林白的父亲发现医生做手术就像流水线一样，每天强度特别大，手术室排得满满当当。也许因为人多，医生态度不算太好。
手术后三个月，医院进行复查，拍片大夫说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有（肿块），不知道是术后疤痕，还是又复发了。林白一听急了，拿着片子找医院的主刀医生再给看看，医生一听脸色变了，觉得林白在质疑他，推说那个部位被大血管包着，看不出来。
这次之后，林白不敢再把父亲的命交到他手中，医院。
“就是没人把我们当人”
王维虎
“肿瘤病人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投诉率会很高。因为他们本身就很焦虑，是带着期盼，甚至抱着最后的希望过来的”，王维虎一边扭头说着，一边穿过人群，走进诊室。除门诊部主任的行*职务外，他还是放疗科的主任医师，每周二上午出诊。
“二号？三号呢？”王维虎连续叫了两个号，发现患者没来，他叹了口气，“这就存在很大问题，有时候提前约好的病人不按时过来，这个名额就浪费了。”
“国外也是提前预约，大家都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中国的问题不是单一因素，还存在健康意识、守时意识、互信意识等等”，王维虎记得，他曾经给一位40多岁的患者约了上午的治疗，对方没来。下午来了，拿着单子让王维虎看结果。王维虎说要去开会，没给看。第二天两人再见面，王维虎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问他为什么不守时。陪他一起来看病的男子上来踹了王维虎两脚。
“这件事对我是极大的伤害”，王维虎说，大部分医生都或轻或重被打过。
“今天早上我们几个医生还说起，现在的患者，要么把我们当神，要么把我们当*，就是没人把我们当人。”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代敏则如是感慨道。
但正如媒体人王烁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医生既非天使，亦非魔*，跟患者一样，是凡人。”而人是有局限性的，很多时候，“治疗不是一个药到病除的事情，而是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难决的取舍，最终仍是在许多不好的结果中找到一个不是那么差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治疗方案的利弊，往往连医生之间也有分歧，难有确切答案”。
这时候，对医生和患者来说，沟通就变得很重要。但现实中，医患沟通又是极为困难的，这并非是因为对医疗只是了解的不对等，而是时间。
“医院负荷越来越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向本刊记者透露，“医院有很多尴尬的地方，上面下面都要求你好好服务，要求你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发展又受到*策影响。没有一个医务人员不想给老百姓好好服务，可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提什么要求的都有，有时候也确实照顾不过来。”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医院编制没增加一个，床位没增加一张，工作量却几十倍地增加。已经有医生吃不消，辞职了。部分原因是试图解决医患矛盾的医疗改革本身。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府不再扩大医院的规模。比如管理部门原则上希望减少人员编制，逐渐向合同制靠近。但对医院来说，一旦改为合同制，就没人愿意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合同制没有北京户口。至于床位不增加，则医院增加，医院都会要求增加，索性“一刀切”。
*策受限的环境下，医院只得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更多病人。诊断科大夫三天两头加班，病理科大夫成年累月抱着病历看。不久前，院领导为了让患者在一个星期内做上检查，批了再进两台超声检查仪。诊断科一听不干了，说机器有了，可是没有人手埃
根据医院向本刊提供的数据，年，医院门诊量为79.1万人次，住院量为5.7万人次，手术量为1.9万台次。而这三组数据在年则依次为73.6、4.8、1.77。王维虎算了一下，每半天平均每个医生的接诊量为26人。经常有医生上午的病人还没看完，下午的就接上了。
“医院，除了看病，还要做科研、带学生”，王维虎说。根据年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挂钩的。在科研上取得一定成就，意味着可以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必须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高负荷的压力不断挤压着医生问诊的时间。4月19日的出诊过程中，王维虎大概五到十分钟看完一个病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看了他在北京电视台做的《养生堂》，慕名寻来。
十点半左右，一位浙江金华的女患者在女儿的陪同下走进诊室。
“乳腺癌，骨转移”，她的女儿怀着孕，挺着肚子，简要介绍病情，医院拍的片子。“你这个情况在金华都能做得了，这个技术不难”，王维虎建议。“不，他们做不了”，患者的女儿急着打断他的话。“那这样，你上杭州，医院很好的，他们有些设备比我们还好。”
“我们大老远冲着你来的……”对方还是不死心。
“你在这儿吃住得花多少钱，你的情况在我这里做和在杭州做一模一样”，王维虎再次强调。“那我们去了要找哪个医生？”患者做出了妥协。“只要找放疗科，放、疗、科，”王维虎一字一顿地说，“听明白了？对不起，我还有20多个病人，我只能给你们个方向。”
母女俩欲言又止，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医疗上的“趋高性”医院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往这儿跑，我们压力越来越大”，送走她们，王维虎皱了下眉头，“你看，我这感冒好长时间了都好不了，一直加班”。
十余张诊疗卡
自从父亲患病后，林白开始在社交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