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这个浓重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就是一个事件而已。但是对人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改变了很多。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你只能是接受它。”
——张继先
撰文｜王一苇
责编｜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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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张继先约采访是八月。那天，武汉下着小雨，医院的门诊楼访客稀疏。
内科诊室找不到她，一打电话，那头她的声音直冲脑门：“不是诊室！我在住院部。”
从主楼跑到副楼，我上了电梯，进入5楼的呼吸科病房。光线昏暗的楼道里，左边是略显空荡的病房，每间住着一两位病人，右边是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门紧闭着。
“您在哪间办公室？”
“我怎么会在办公室呢？你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没看到你？”
一个声音中气十足，从前方的蓝色屏风后传来，与电话里的声音交叠。话音甫落，一位短发的小个子医生穿着白大褂从屏风后抢出几步，朝我迎来。
医院是武汉最医院。它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三公里距离，打车10分钟能到。年12月26日，一对夫妇入院看病，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
作为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敏感地意识到问题，医院和区疾控中心。此后，她全身心投入前线的救治，直到疫情结束。
我跟着张继先进入一个小房间。迎面是两架高低床，铺着蓝绿格纹的床铺。这是病床改装的医生们的休息室。床对面是一排灰色落地更衣柜，中间贴着字条“请周三下夜班医生换床单被套”。疫情中，这是医生们难得小憩的场所。也是张继先不工作时常待的地方。武汉疫情解封后，张继先并没有请假休息，周二周四继续在门诊，剩下的时间就在住院部。
“你就坐床上吧。”张继先拖了把椅子坐下，捋一捋随身眼镜的黑色珠带。
采访中，张继先的电话不断，有的是病人来预约问诊，有的是疫情相关的活动安排。她与往常一样投入工作中，疫情期间的经历成了她不愿触碰的部分。
“每个人的心态都有变化，”她说，她最大的感触，是对“活着”很珍惜。
拉响警报知识分子：您是武汉最早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医生。年12月26日和之后的几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张继先：12月26号下午，一对医院来看病，一个看的呼吸科，一个看的神经内科。医院。（当时）我在住院部。门诊医生接诊了（老太太），觉得这个病人重，就收到病房来了。到了病房，住院医看了以后跟我说，这个人有点重，主任你要去瞄一眼。我就去看了，觉得这个病人确实有点奇怪，病情有点重，病变范围大，又有点发烧，呼吸困难，有点喘气。于是做了CT、血常规、做了常规的病原学检测，甲流和乙流，因为很重就住进来了。她到我们病区是4点多，弄完了以后就5、6点了。把当天的治疗都安排了，我就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常规的流程，问了一下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怎么样，病情有什么变化。
大概9点多钟，神经内科大夫打电话请呼吸科会诊（老爷爷），我们呼吸科医生就过去一看，这个人情况比较重，双肺多发的磨玻璃影，呼吸非常不好。他有糖尿病，曾经中过风，肢体活动不是太好，刚入院时只有复视，双影，身上没有力气，所以去了神经科。
任何一个人的病情，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一定要看以哪个病为主。复视不要命，呼吸系统要命，那肯定是呼吸专科先治。所以他要转到呼吸科来。
到了病房，要给他安排床位，他就说要跟那个老太太住一间。我们病房都是男女分开的，就奇怪他为什么要男女混居。这会儿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
把他们安排下来都到27号上午11点了。我看这两个人有点奇怪，就跟儿子说，你看你爹妈都得病了，肺上还有点重，要不你也去查一下。他就查了一下，当时没有（观察到）什么症状。
医院是武汉第三批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医院。拍摄：王一苇知识分子：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让他们儿子去查？
张继先：因为夫妻两个都得差不多的病，儿子也在一起，或许儿子也有问题。
知识分子：当时会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病吗？
张继先：不太会想到，只是说顺带查一查。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一家两个人同时得病。就是肺结核的病人，一家两个人同时得肺结核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儿子一查，血象（也称血常规，指全血细胞计数）是偏低的，淋巴也是低的，CT跟他爹妈非常像，他病变的范围少一些，但病变的性质是差不多的。那个问题就大了。这一搞就到了中午12点多。
这种情况肯定要上报。中午12点行*下班了，都吃饭去了，下午2点上班我就开始找人，一个个地找，就报到了（江汉）区疾控中心。报了以后区里很快就来人了，做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取样，检测病原体。
知识分子：您汇报的时候说了什么？
张继先：我们跟他们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可能有麻烦，让他们（区疾控）赶紧来，他们就来了。当时也是要求要会诊，因为那时候范围不大，我们呼吸科再加ICU的王（夜明）主任一起坐着讨论说了一下。
后来快下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在华南海鲜（工作）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又各来了一个，一共四个人，加这三个人一起就七个人了。我们就继续汇报，接着院里组织大讨论。
那天是星期天（注：年12月29日），1点多钟，我建议10个科室的人一起来，呼吸、消化、循环、内分泌、ICU、放射、检验、药学、感染和医务部。这10个人是有跟患者疾病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比如有糖尿病，就把糖尿病的医生找过来，万一（患者的症状）是专科的并发症呢？我不属于那个专业，有些可能不太清楚，需要他来定夺。
医院会诊完了，不明原因的，才往上面报，区疾控再过来。
知识分子：12月27日第一次区疾控来之后，有什么反馈吗？
张继先：希望（有）啊，但是他们没有。第二天星期天，又报了，他们又来了，还是同一拨人来做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取样。我说，怎么又是你啊？他说区疾控就那么几个人，不是我是谁？
知识分子：他们来了几个人？
张继先：那天就来了好多，有区里的有市里的，还有省里的，我都没分清楚哪个是哪个。
知识分子：他们有问你详细情况吗？
张继先：我们专业不一样，他问不出来。我是搞临床的，他搞流行病，流行病学我也不懂。我们没办法交流。
知识分子：什么时候知道病*核酸序列的？
张继先：大家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年1月）7号还是8号吧。是官方途径知道的，医院跟我说的。
知识分子：当时是什么反应？
张继先：在这之前就反应完了，星期五（12月27日）我们已经开始弄，都按传染病的方面在做，（防护工作）宁可过，不可少。
星期五下午人家来做流行病学调查是全副武装的，N95的口罩，防护服，全有，搞得吓死人的。医院里要，他有，我们也应该有。医院说防护服没辙，口罩可以给。就给了N95的口罩。平常我们戴这种普通的口罩，星期五之后我们就开始戴N95的口罩。
星期天以后，我让人订了一批帆布的一次性手术衣。医院没有防护服，除了金银潭没几家会准备那玩意儿。
知识分子：您被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吹哨人”，获得了记大功、推荐为全国劳模等奖励，您怎么看这些评价和奖励？
张继先：“吹哨人”，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表述不是很正规。你说第一上报人那倒是真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给我的奖励很大，我真是有点受不起。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做医生的职业习惯，该到哪里怎么做，都有一个程序性的东西。叫拉响警报的人，也倒是可以接受。
知识分子：虽然拉响了警报，但是真正传达到公众的时间有些延后了，会觉得这个有些遗憾吗？
张继先：也不能完全叫遗憾。毕竟它是个新发（疾病）。新发的东西要给人家一个认识的过程，只是说以后在科研上面更要强一些，搞快一点，可能会更好。
为何不能将华南海鲜作为流行病判断唯一标准知识分子：12月底您接到病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有人传人的风险，但直到1月20日正式向公众公布，这段期间是什么心态？
张继先：很焦虑，非常之焦虑，那不是一般的焦虑。官方的口径说不人传人，但实际上跟我们看的情况不一样啊。你不焦虑不着急（不可能）。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在改造病房。因为这种格局是不能收传染病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搬到一楼去了。把一楼征用了。一天的功夫都收满了。还有病人要进来，进不来。
一层楼只有37张床。改造以后，位置就占住了。医生至少要值班室吧，还有医生护士的休息室、配药的地方。原来病房一层都可以47张床，现在只变成37张床，10间病房就不能用了。病房数量减少了。但是病人又那么多进不来，你说咋弄呢。
进一步改造才能收病人。我们是医院（注：新冠疫情早期，武汉一批医疗机构经改造后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医院。医院自1月27日陆续投入使用，共可提供床位张）。
知识分子：床位有限的情况下，作为医生如何决策？
张继先：应该是尽量都收进来，轻点的可能是在家里。毕竟突然一下发生那么多病人，医院都被挤爆了。
那个（时间）点还有很多普通病人。医院一开始收病人的时候，还有-个普通病人，他们同样也需要照顾。你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捡了西瓜丢了芝麻，两边都要搞。但是人手也只有那么多。
因为要改造，没有那么多床位，肯定要挤占其他的医疗资源。我们当初的做法就是，病人稍微好点，我们尽量劝病人出院。相当于把住院标准放松了。在以前的话肯定要病人好个九成，我才让病人走。我们现在好个七成，八成，就赶紧让病人走了。有些病人不愿意走，觉得万一在家里又复发了又来，又麻烦。但我还是尽量跟他做工作。你看我们现在这都是发烧病人，住在这里别人传染你了，又发烧了，不白治了。“连哄带骗”把病人骗走了。
知识分子：当时觉得跟病人沟通是一件比较有压力的事？
张继先：跟病人沟通要讲究艺术性。
知识分子：国务院和卫健委派了三批专家过来调研情况，您有接触到他们吗？
张继先：没有。没有到我们院里来。我知道他们来了，但他们没到我们这里来，我也没到他们那边去。
知识分子：您说过不要将华南海鲜市场作为判断标准，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张继先：很明显，我们那里七个人三个不是华南海鲜的，四个是华南海鲜的，不能说都只有华南海鲜是一个点，其他的不是点。只是说没有找到源头。
知识分子：但是第一批专家来的时候，包括当时还没有出方案的时候，确诊不明原因的病*性肺炎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注：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一版“国家级”诊疗方案，制定了确诊标准。在此之前，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性肺炎入排标准》，要求患者“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才能够纳入不明原因的病*性肺炎病例，其中流行病学史的四条，三条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还有一条要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护人员。对于这一标准，据中国青年报采访的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
张继先：这个东西是可变的，以临床医生判断为准。后来华南海鲜附近一片的人有症状，你说这些人不是（感染），那不可能啊。
知识分子：您自己有对源头的猜测和想法吗？
张继先：想不出来，我想破脑袋都没想出来。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源头到底在哪儿。
新冠治疗经验总结知识分子：从1月27日第四版新冠诊疗方案开始，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做了调整，从“一般治疗”中删除，被列入“重症、危重症病例治疗”的措施。关于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有一些争议。您怎么看激素的使用？
张继先：我是赞成激素有效的。我觉得用激素可以治疗病人，只要把剂量和时间掌握好，对病人肯定是惠大于弊的。
激素有很大的风险，很大的副作用，这是很明显的。激素用的好当然是对病人有好处，用的不好是很麻烦的事情。3年SARS的时候很多用的大剂量，一天一千毫克的。很多人治疗以后股骨头坏死，留下终身残疾。我们现在没有用到那么大的量，不能大也不能少，控制他的体温，延缓炎症风暴，减轻肺间质水肿，这肯定是有效的。也没有发现那么严重的并发症、后遗症，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药物。（注：关于治疗新冠重型、危重型病例，国内外的诊疗方案都推荐了糖皮质激素，国内常用甲泼尼龙，国外常用地塞米松，对使用剂量均有要求。）
知识分子：您的救治工作以重症病人为主，有哪些重要的经验？
张继先：最重要的经验，是要怎么准确地判断病情，这就牵涉到业务能力的问题。准确地判断病人的病情情形，不能单纯靠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根据病人体检的检查结果。
知识分子：有些医生总结重症病人的病程三个星期，您自己的观察？
张继先：不一定。医院是什么程度，是一发病就来，还是待了几天再来。临床表现开始看，比如第一个病人，老头以神经系统表现，不表现为肺。老太太是表现为肺，发烧咳嗽，都不一样。还是有差异。
知识分子：目前您还在追踪新冠患者的康复情况吗？
张继先：之前看过的患者都在继续追踪。大部分都还好，少部分还是有些危险。有些人还是差一些。有心慌、气短症状，有脱发。国家对新冠康复这块也是投了很多钱，正在慢慢做。（长期后遗症）现在还不晓得。
对“活着”很珍惜知识分子：疫情中有什么事是现在想起来比较遗憾的？
张继先：有时候听到在一起（共事）的人，他们家里或是他自己得了病，觉得很伤心，我就想一定要搞清楚他是咋得上的。有的人问得出来，有的人也问不出来。只能是上下班的途中，或者接触了病人。无意中接触了谁，那谁知道啊。有时候看到很重的病人，你还不觉得很伤心，你平常很熟悉的人，人家得了病要快挂了，觉得悲催的很。
1月25日去世的（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是医院的职工。他退休了，医院上班。医院来看病，是我给他看的病。之后转到金银潭，他在那边死了。来的时候好好的人，到那儿几天就死了。我还在想是咋治的，一定想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样把病人往活的方向治，最好不让他死。但那时候得不到他的治疗方案，也忙得稀里哗啦的。
有时候看到那些病人真的是可怜。他需要治，但又没床治，想帮他又帮不了。再看有些病人，家属送过来之后，他们对望的那种眼神，让你真是也很难受。
你别让我老回忆疫情中的事情，我真是不想回忆。我觉得（医护人员）每个人心态都有变化。我就不愿意回忆过去。你们这些记者一来问，问得很心烦。你不去想就只当这个事情忘了。虽然这个事情忘不掉。就人类历史来讲，这个事情肯定过不去，但我就不愿意总是去揭那块伤疤。
知识分子：就算跟家人也不会讲？
张继先：不谈，我在家里跟家人也不谈这些方面的事情，谈一些其他方面的，啥事情都谈就是不想谈这些事情。跟同事也不谈，只谈现在和将来，不谈过去。谈过去也要把这一段时间跳过去，之前的事情可以谈。
知识分子：现在还会有比较脆弱的时候吗？
张继先：医师节不是还要说抗疫的故事吗。听到人家的那些东西，想到当初那个状态就还是有些忍不住。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艰难，但是真的不愿意再过多地回忆。
知识分子：疫情中，医院也发生过患者因为住不到床位，持刀威胁医护人员的情况。您怎么看疫情后的医患关系？
张继先：那肯定是有的，发疯要住院的啥事情都做的出来。他为了求生，也是迫不得已。他只想活，采取的行动有些过激，能理解，但是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你不能威胁别人来自己生存。所以怎么样看待人生，怎么样看待死亡，国人还差很大一截教育。你不能把你的活建立在别人的死之上。
中国人把命看得过于重，老外把命看得过于轻，他要求自由，不愿意戴口罩，死就死了。国人吓得要死，一听到自己得病，吓都吓死了，这种情况也有。把问题看得太重，太可怕了，不能正确对待。医生也不是万能的，也有使劲全身力气救不活的。愿望是好的，但不是有好的愿望就一定有那么好的结果。这次有新冠肺移植，有三个人做了肺移植，大部分人都死了。你说医生没尽力？我尽了力但是达不到目的，你说怎么办呢。
医生肯定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每个人都需要。生老病死。医院，医院里死。医生这个职业是陪伴着人的一生走过来的。这个职业也很神圣。但实际上在中国，医患关系是很差的，老不尊重我们，老说我们。这个事件以后，有些人对医生的看法有些改变，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能够持续多久。希望他们能永远记得我们这个好，永远不要把矛头对准我们。
知识分子：这次经历给个人带来哪些变化？
张继先：对“活着”很珍惜。活着还是好。那么多人，不管有名没名，有钱没钱，生了病都一样，都是病人。活着就是胜利。新冠的经历和之前接触病重的病人不一样，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刻。这次太短暂了，一下子你周边的熟悉的看得见的那些（人），前两天是好的，后两天就不行了。能活着就是命大。什么都是浮云，都是身外之物。不要那么积极抢着，争这个争那个有什么意思。
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这个浓重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就是一个事件而已。但是对人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改变了很多。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你只能是接受它。
参考链接：
1.第医院陆续投入使用（附完整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