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湿疹医院地址有多少家 http://health.zgny.com.cn/b/b8/m/12991.html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去世。
工作人员在为总理整理衣物时，发现总理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很旧的小皮夹，皮夹里夹着一张旧照片，大约三寸左右，因为年代久远，照片的颜色已经发*，但保存的却很好，没有一点折损，旧照片的背后总理亲笔写着四个字：“爹爹遗像”。
后来，邓颖超将这个小皮夹交给了侄女周秉德保管。邓颖超对周秉德说，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装进贴身的上衣口袋中随身带着，这个小夹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爷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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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周家，是一户没落的封建家庭。周恩来祖父周起魁曾在江宁担任过芝麻小官，后来举家从绍兴迁到淮安，当师爷。周恩来父亲周劭纲是家中老二，幼年读书，十七岁时曾回绍兴老家参加县试考秀才，没能考中。周起魁见儿子资质平平，很难走通科举路，转而叫他学做师爷，但师爷之路对周劭纲而言也是难的，学了一阵子，也就荒废了。
周起魁在几个儿子的前程上是愿意花钱的。为了给周劭纲谋个出路，老太爷先花了不小的一笔银子为儿子捐了一个“同学生”的名分，在县衙里谋了一个文书之类的差事，后来又花了一笔更大的银子，为儿子捐了一个正六品的衙门主事。
虽说正六品主事只是个虚衔，无权无势无钱，但门面总还是有一些的。为儿子谋得这个头衔后，周起魁趁热打铁，又为儿子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淮安知府万青选的女儿，因在家中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
万十二姑能干，肚子也争气，一年后就为周劭纲生了个儿子，取名恩来，寓意“恩惠到来”。
周劭纲是个仁义好人，喜得贵子时，他的弟弟周贻淦正病得厉害，眼见弟弟膝下无子，来日不多，周劭纲便将儿子恩来过继给弟弟，一为振奋弟弟的精神，二为延续弟弟这一支香火。
只是收养继子的喜悦并未给周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苦命人还是走了。
随着周家小儿子周贻淦的故去，周家的境况愈发地不好。大概是经受不住丧子之痛，小儿子周贻淦故去没多久，老爷子周起魁也在悲痛中撒手人寰了。
周家老太爷一生清白，没有要过不该要的钱，挣来的钱也都砸在了儿子的前程上，他这一死，周家基本上就垮了，除了几间老屋、几分坟地，再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产。
老实人的生活是不易的。
父亲死后，周劭纲靠衙门里的差事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几口人，为了谋生，周劭纲在妻弟的帮助下，远走武汉当起了教书先生，悲哀的是，抛下妻儿，远去奔波，周劭纲一月所挣的薪水，仅够自己勉强生活，根本无力再去养活家中的妻儿。
童年对周恩来而言无疑是苦难的，嗣父死了，生父走了，他与生母、嗣母的生活没有着落，全靠典当家中的物品来过活。
可一个没落之家能有多少东西可以典当呢？
周恩来九岁那年，生母终于被生活压垮，害肺结核死去了，一年后，嗣母迎来了同样的结局，只活了三十一岁。
就这样，周恩来在人世间唯一真正的亲人，只剩下在远方奔波的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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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劭纲没有本事，甚至连儿子都养不起，但周恩来从未埋怨过父亲，相反他始终是心疼父亲的，原因很简单，父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发妻万十二姑病逝的时候，周劭纲正在武汉谋生，听说发妻病故，他一路悲痛地赶回来，要为发妻料理后事。
然而万家岳母对周劭纲却充满了怨气，老人家提出来，万家女儿是有门第的，生前在周家吃了苦、遭了罪，死后再不能受委屈，棺材一定要用楠木的，而且要十二朵花，裹五层麻，添七层漆，出殡时要请和尚做道场，风风光光地落葬。
此时的周劭纲囊中十分羞涩，根本办不起这样的葬礼，但面对老岳母的要求，老实人周劭纲始终没说一个不字，没说一个难字，只一个劲心酸地点头答应。
为了给亡妻打一口楠木棺材，周劭纲能掏的全掏了，能借的全借了，可棺材打好之后，他再没有一分钱财来给楠木棺材做漆裹。
老岳母是旧式妇人，心狠，见周劭纲没有全部办到，撂下一句话，不能照办，就不许棺材入葬。
周劭纲没有抗争，也没有哀求，他默默地将亡妻的灵柩暂厝庵中，再次远走他乡。
周劭纲这一走，不是丢弃，更不是逃避。为了报答操劳一生的亡妻，离开老家后，周劭纲一直随身携带着万十二姑的一张画像，一生再未婚娶。更让人动容的是，此后的二十年间，周劭纲四处奔波，省吃俭用，心中只有一念，攒出老岳母要求的那一笔钱，将亡妻葬进周家位于淮安东门外的祖茔地。
平凡的老实人，也有让人钦佩的人格。
懂得报恩，对爱不渝，这是父亲周劭纲留给儿子周恩来的精神遗产，平凡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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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到十一岁，周恩来一直生活在淮安老家，身边只有老迈的祖母和残疾的三叔，日子过的很艰难，但艰难锤炼了周恩来坚毅的品质，在那一段时间，他担当起持家的重任，佐理家务，井然有序。
坚毅的人总会迎来命运的曙光。
年，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为周恩来带来曙光的是周家大伯父周贻赓。年，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俸饷科获得了升迁，当上了科员，生活比较安定。为了帮助弟弟周劭纲摆脱困境，他特意请去武汉出差的三哥周济渠将周劭纲和周恩来接来奉天。
父子分别多年，到了年的春天，周劭纲、周恩来父子终于团聚在了一起。只是生活对周劭纲而言依旧艰难，他在奉天的工作一直不稳定，每日仍要为微薄的薪水在外奔波忙碌，周恩来想看到父亲，得到父亲的关爱，依旧很难。
在奉天，周恩来先是寄宿在奉天府银州三堂伯家，在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当年秋天，大伯父将他接到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来改名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了两年学。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留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志。
年春天，大伯父周贻赓从奉天调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来到天津，当年秋天顺利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在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性情温和诚实，富有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学业更是始终名列前茅。
年6月，从南开学校顺利毕业后，周恩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到日本留学。那时候，大伯父的境况并不好，周恩来靠同学、师友的帮助，这才勉强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
9月，由天津登轮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儿子为了救国图强开始了新的征程，父亲周劭纲却一直深陷在乱世的泥潭中，始终活的很艰难。在东北，周劭纲的日子没有一天是从容的，经常是一只饭碗还没端稳就失掉了。
年1月，到处奔波的周劭纲来到京城，几经周折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了一份收入非常微薄的工作。那阶段，周劭纲唯一欣慰的是儿子利用暑假回到京城，跟自己短暂相聚了一段时间。
儿子一天天长大，也就一天天懂得了父爱，当短暂的父子相聚又一次变成别离时，周恩来的内心忧伤极了，看着父亲凝视自己远去的眼神，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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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守望下，儿子渐渐成了壮美的大河。
周恩来走向革命道路时，周劭纲并不知道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的宏伟，他只相信儿子，对儿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纯粹的父爱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都是如山般深沉感人的。周劭纲知道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有危险，但他从没有反对阻拦过，只默默地为儿子提心吊胆、牵肠挂肚，一心想着能为儿子做点什么。
那时候，为了知晓儿子的行踪，周劭纲经常看报。年，得知儿子正在上海开战革命斗争，周劭纲因为想念，因为担心，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危机四伏的上海滩。
“四一二”*变后，上海的形势很危险，共产*员时刻都面临着被捕和枪杀的危险，周恩来不愿父亲遇险，想叫父亲尽快离开，但周劭纲却坚持要留下来，陪着儿子，尽己所能地帮助儿子做一些秘密通信联络的工作。
迫于现实，更为了革命的需要，年6月，周恩来从上海撤离，前往武汉。见儿子的处境好了一些，周劭纲这才回到东北吉林，继续为卑微的生活而奔波。
然而，到了东北之后，周劭纲却始终惦记着儿子，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国民*正在重金悬赏自己的儿子后，他在东北再也待不下去，年2月终于又一次来到上海，借住在四川路北永安里44号的二嫂家.
年的上海滩比年更凶险。
为了帮助儿子做工作，周劭纲建议儿子将北永安里44号当作秘密联络点，自己则经常充当交通员。
4月，随着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等人随即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凶险的时刻。周劭纲为了协助儿子掩护，一直留守在上海，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儿子做转移工作。
有一次，因为紧急转移太匆忙，周劭纲一直随身携带的亡妻画像弄丢了，这件事成了他一生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遗憾事，但他却从不轻易提起，因为他知道，比起牺牲，他的遗憾太渺小了。
年冬天，危机终于过去了，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周劭纲内心是想跟着儿子一起走的，但想到可能会拖儿子的后腿，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
此后的六七年间，周劭纲始终在漂泊，东北、天津、扬州、上海等地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脚步。每到一处，周劭纲除了找饭碗，就是努力打听儿子的消息。
在他那里，儿子恩来的安危比他自己的温饱更重要。
年间，周劭纲在报纸上看到红*达到陕北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但挂念的心还没落下，报纸上又登出了红*主力在陕北已被消灭的消息。那时候，周劭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儿子平安的消息，得不到，他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守望。
年12月，周劭纲终于盼到了儿子的消息，因为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时间，周恩来成了全国瞩目的人物。
周劭纲的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只好喝几口酒，得知儿子不仅一切都好，而且还成了让世人钦佩的大人物，周劭纲喝了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次酒，喝到最后，已是两眼噙满了欣慰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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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冬天与儿子分别后，周劭纲等候了近七年，终于等来了父子团聚。
年1月，时任国民*府*事委员会*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远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和自己一同生活。
5月，周劭纲到达武汉的那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时任理事会的总务部主任，作家老舍记下了那一天的珍贵一幕：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武汉与儿子重聚后，儿子重任在肩，周劭纲想与儿子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依旧很难。让人感慨的是，老父亲什么都懂，不仅顾全大局，而且时时处处都是那般的和蔼谦逊，使人尊重。
8月，由于日*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劭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在八路*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的带领下，从武汉撤退到湖南湘乡。11月，长沙大火后，一行人又从湖南撤离，一路辗转，前往贵阳。
这一路，有时要风餐露宿，有时要昼夜兼程，周劭纲饱受着颠簸之苦，却始终严于律己，处处以普通家属身份出现，从不提什么要求和意见。
当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朱慧后来回忆说：“总理的父亲，我们叫他周老太爷。他是个好人，知书达理，平易近人。他能体贴别人，又讲义气。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有时还和我们开玩笑，他人很朴素，不讲吃不讲喝，给什么吃什么。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年秋天，周劭纲随一批家属终于转移到大后方重庆，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
那时候的周恩来因为工作的需要，住在曾家岩，只有到红岩村办事的时候，才能见到老父亲，说上几句话。
因为时常见不到儿子，周劭纲的内心是苦恼的，但苦恼之外，他还是先前的那个老实人，那个什么都懂的老父亲。
为了不给办事处添麻烦，周劭纲轻易不走出生活的小院子；平常时候，不是默默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打扫之事，就是给人家读报纸，念唐诗。
儿子来红岩村办完事，进城时总会告诉大家，你们谁要进城，可以跟我的车走。
老父亲是想进城看看的，但他却从未提出过要搭儿子的车。
父亲老了，跟着儿子，自觉就对儿子最深沉的爱。
父子之间，越是经历世事艰难，越是有心灵相通的时候。
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作，住院手术。大家怕老爷子担心着急，没有人将这件事告诉周绍纲。
不曾想，到了7月5日，周劭纲突然就发起了高烧。邓颖超去看望老爷子，老爷子想念儿子，对邓颖超翻来覆去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邓颖超怕老爷子担心，不敢告诉他周恩来住院手术的消息。同样的，邓颖超怕周恩来担心老爷子，也不敢告诉他老爷子住院的消息。
这一边，老爷子一边又一边地问，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那一边，周恩来在病床上一直惦念着老父亲的生日。
7月6日，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说：“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应为7月11日）那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
然而，周劭纲的病却越来越重，9日，邓颖超不敢再隐瞒，写信告诉周恩来：“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病起于星期日。”
接到邓颖超的信，周恩来两夜未睡好，始终心神不宁，10日，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要她转告老父亲好生静养，并且一再嘱咐要老父亲注意饮食，假使高烧不退，大便不通，不能专当疟病医治。
让人感到万分悲痛的是，就在10日这一天，周恩来万分牵挂，千叮咛万嘱咐的时候，周劭纲去世了，临终也没能再看见儿子一眼。
卑微地来，默默地走。
周劭纲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候，大家都不敢将这个噩耗告诉刚做完手术的周恩来。
等到周恩来知道，老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
后来，周恩来很少谈自己的父亲，只在年春夏之交，自己即将住院之前，对侄子周秉钧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简单朴素的话语里，全是心酸，全是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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