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我不是药神》之前，下面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过的事件，可能更有助于你理解“药”这种特殊的商品。
非洲有一种奇怪的致命传染疾病，叫“昏睡病”，患者中枢神经受感染后，会导致精神错乱、突发昏迷，它威胁着数百万人口的生命。
幸运的是，一家制药公司的研发团队在寻找抗癌药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治疗“昏睡病”的特效成份，后来被非洲人誉为“复活之药”。
不幸的是，这种治疗方法漫长而昂贵，除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穷人都用不起。
可更不幸的是，这种特效药的命运比其他昂贵的特效药更惨。因为“昏睡病”只发生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生病的人虽多，“需求量”却很少，持有专利的原药生产商干脆停止了生产。
这回连少数有钱人也用不上药了，大家一起完蛋。
有药不生产，眼睁睁地看着怪病威胁着几百万人的生命，很多慈善机构都发出了恢复药品生产的呼吁。
制药厂先是置之不理——让我恢复生产，生产出来我卖给谁去？可很快，他们突然宣布恢复这种关键原药成分的生产。是厂家大发慈悲吗？你想太多了。转机发生，是因为又有研究机构发现了这种成分的另一个用处——可以加入护肤品中，控制女性脸部的毛发生长，这可是几百亿的大市场啊。
当然，原料生产是恢复了，但药品会不会生产，非洲人是不是买得起，这仍然是个未知数。
“昏睡病”不是什么特例，像疟疾、黑热病和肺结核一类贫穷国家的常见疾病，药物研发的投入，别说比不上糖尿病、心脏病一类富贵病，也比不上脱发、减肥一类不算病的病、甚至比不上宠物抗抑郁药。
《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的原型“抗癌神药格列卫”，把活不了多久的白血病变成了一种可以靠药买命的慢性病，所以有人这么形容“格列卫”：
它就是吸*，钱什么时候花光，人什么时候走。
但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我们还是要想一想，真的是因为商家太黑心了吗？
《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是商人，角色的原型陆勇却是个病人，年被确诊白血病，年开始吃印度仿制药，发现效果很好后，创建了病友QQ群，向群友推荐这种药，并提供了厂商西联汇款购买的账号，帮着群友翻译、填写单据，直到年因为涉嫌“销售假药罪”被逮捕。
陆勇最后免于起诉，原因是他始终没有从中赢利的行为。
不过根据GQ的报道，很多群友都觉得他是个商人，原因是印度“格列卫”的仿制药品牌很多，陆勇中途曾经把原来的药换成一家叫赛诺的不知名的印度药厂的产品。
而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陆勇也承认自己帮助印度公司作宣传，作为答谢，公司为他免费提供了一万多元药物。
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在乎陆勇的动机，甚至很多人正是因为他是个商人，才信任他。
这倒也合理，一个正直的商人，比一个无私的病友要可靠的多。因为只有利益，才能把素不相识的人捆绑在一起。
对陆勇的争议，又绕回到了“生命无价”这个价值观上。
“生命权高于一切”，这其实是一句逻辑上彻底矛盾的话。
如果“生命无价”，那么救命药卖多高的价钱都是“物有所值”的。
可如果“生命无价”，那么为了救人一命，药价就应该是最低收入者可承受的。
有人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呼吁药企分区域定价，欧美发达按市场需求定价，不发达地区按生产成本定价——也就是让富人为穷人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
可富人不是傻子，同样的药，凭什么要我出高价？
也有人认为这些药的研发费用应该由*府承担，这其实是让富国的人民为穷国的人民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还是换汤不换药。
兜了那么多圈子，我们就是不想承认一个早已存在的现实：
所以原研药和仿制药并存是目前为止最不坏的结果。因为仿制药并不是%的和原研药等效。富人们为了哪怕1%的更好的效果，宁愿愿意付出倍的代价买原研药。而穷人则可以用有限的钱，追求大概率事件。没有原研药，就不会有仿制药，但有了仿制药，原研药也会得到更多的数据反馈，去自我升级。
相反，一个既没有原研药能力，仿制药质量又不过关的市场，只会把几十种*药、假药泡到酒里，当包冶百病的“神药”，才是真正畸形的市场。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治不好的，穷病。”
本文的第一个例子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你多有钱，总有一个你开不起的价码。
在最可怕的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疾病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每一个因为有钱而幸存的富人，或为一丝生机而拼命活着的穷人，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命运之绳，紧紧地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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