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青霉素被发现15年后，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发现了一种灰色放线菌，对结核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二年，他向外界公开了他的成果，并把放线菌的分泌物称为“链霉素”。从那天起，肺结核的治疗有了特效药，而在那之前的“17世纪的伦敦，结核病要为20%的死亡负责；在19世纪的巴黎，这个比例约为30%”。
也是从那天起，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们不再和结核、苍白的面容、早夭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等到链霉素，属于他的那条翠堤上，春天晚来了一百年。
他所生存的19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年，肖邦17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肖邦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在法国人为他举行的盛大的葬礼后，他的心脏被带回他的祖国波兰，并在那里埋葬。他没等到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链霉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音乐家，还多着。意大利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１７３６死于肺结核；意大利作曲家卢吉·波凯利尼，在妻子和女儿都死于肺结核之后的年，因为肺结核去世；德国作曲家卡尔·马里亚·封·韦伯，１８２６死于肺结核；帕格尼尼，年5月27日死于肺结核；格里格，年死于肺结核，斯特拉文斯基，死于肺结核......这张名单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如果再扩大到文学美术的范畴里，还应该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生、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还有蒙克，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死于肺结核，所以，他画了那么多弥留、那么多死亡、那么多绝望与哀伤。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病的时候，认为它和感情纤弱有关，并“使结核病一度被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后代的科学家也因此认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似乎也是这样，链霉素出现了，异烟肼（）出现了，利福平（）出现了，却再也没出现足以与他们比肩的音乐家。如此看来，确有个神秘的“冥冥中”，给你一些就拿走一些，似乎确有神秘莫测的命运，确有宇宙间各种力量的均衡。
而那种浩大力量君临下的世界，人类的确不如刍狗，生或者死确如微尘。不如刍狗的人类，始终在等待中、消耗中，等着鼠疫、肺结核、天花、白喉、霍乱、麻风病、乙肝、艾滋病一一被克服，等待战争结束，等待经济危机远去，走了这个，来了那个，一刻也不能消停。
而那些等待中的个体的感受，简直微不足道。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时代，窗外不断有人拖着尸体经过的时候，一颗敏感的心如何自处；也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到，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如何兼顾创作以及与乔治·桑的感情纠葛；更不会知道，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为什么会早早写下这样的段落：“春，好象它不知多么忙迫，好象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阳光会变色的，大地会干成石头，尤其是树木，那真是好象再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乱世中，在炮火中的香港，死于肺结核，她也没能等到春天。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战争平息，等待属于肝病、艾滋病、癌症、非典、伊波拉的“链霉素”，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中、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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