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级，上了8天的课，忽然咳嗽、发烧起来。一查，肺结核。
肺结核是我家的家族病。二叔是这个病，解放初去世了，那时，肺结核特效药还没普及。然后是五叔、大孃孃，轮到我，我们家有四个人得了这个病。以前对肺结核没什么防护意识，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就差，很容易传染上。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人是迷迷糊糊的，大概跟一直发低烧有关。躺在床上，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做，静养。大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一般来说，我是很听话的。
在床上，眼睛所见，只是四周的墙和天花板。
墙是彩印的，底子是浅蓝色，印了深蓝色的圣诞老人身背降落伞的图案。
窗框、门框是苹果绿的，这在40年代的上海，大概是标配。文字描写没留意，几部49年前的上海做背景的电影，都有我家一式一样的门框。
墙的高处，装有画镜线，天花板与墙的交接处是石膏花线，天花板中间是一圈圈石膏同心圆，没有吊灯也没有吊扇，只有不解风情的一个日光灯，横在旁边。
靠西边的墙，上面有个圆洞，套了一个筒状的铁盖子。是通风管道室内出口，有些人家装了壁炉，就从这里出气。
3楼大概漏过水，天花板上满是水迹，斑斑驳驳。这斑斓万状的天花板，就是我每天参详万物的功课。看看这个像鲨鱼，那边一个有点像穿着蓑衣的渔夫。烧得迷糊的时候，满天花板都是伸出爪牙要吃人的魔*。
治疗，主要是吃雷米封这只药，现在叫异烟肼，比较便宜。针剂青霉素、链霉素就贵了，进口青霉素16块钱一瓶打两天。
大概，医院打针太麻烦了，就去麻烦邻居。弄堂里有两个私人诊所，17号的顾守昌医师和19号的包子文医师，是我们家几十年的老邻居，我们兄弟姐妹生病，从来不收诊金，只收一点药费。于是，轮流着来，一个礼拜顾家，一个礼拜包家。时间一长，就觉得太麻烦人家了。妈妈知道，弄堂里有几家主妇会打针，就去商量。都答应了，就排进值班表。哪一家，太太叫什么，现在都记不得了。只记得，这几个家庭主妇都和包医生的太太一样，一直笑眯眯的，富态慈祥。
妈妈找了一些土方子。先是生吃大蒜头，每天清早要吃两三瓣蒜，一个个吞下去。吃了大概两个星期，一天早上，蒜头没有吞好，梗在食管里下不去，一下子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吞蒜头的治疗，这就放弃了。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蒜头要囫囵吞下去，弄碎不行吗？
吃衣胞，我倒是很喜欢。妈妈没有说这是什么，只说是肉，营养很好。我不管，清炖也好，红烧也好，只觉得好吃。吃口跟夹心牛肉差不多，只是里面多了几根管子。
好点了，不迷糊了，就起来趴在小窗口远望。隔壁是税务局的花园，满园的花草树木，天天不一样。
花园中间长着一棵桑树，高大，荫盖如云。我能起来瞭望时，树叶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了树顶上零散的几片。
窗沿上有一个蚂蚁，想起没生病前怎么作弄蚂蚁的。用一粒饭米引来一群蚂蚁，然后拿走饭粒，蚂蚁乱窜，到处找，会引出一大群。又在另一个窗台发现一群蚂蚁，好像是另一个窝的。就拿饭粒引它们碰头，两伙蚂蚁碰到一起，果然，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饭粒的效果差一点，打得久了双方都会撤兵。要是有毛豆里面的虫子，那哪边都不会放弃。真是千*万马逐鹿窗沿，打得难分难解，尸横遍野。
我家窗户两边是小窗，中间是两扇大窗，窗沿是连在一起的，蚂蚁格斗场在中间。大窗平时不开，我要操纵蚂蚁作战，就得打开大窗。我人下半身趴在窗台边的桌子上，上半身趴在窗台上，常常看得带劲，忘乎所以。后来，对面的邻居告诉我妈妈，说你家小孩这样很危险。
最危险的一次，是用消*酒精烧东西，烧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火快熄灭了，拿瓶子往上面加酒精。“噗”一声，残火把瓶子里的酒精点着了，瓶口冒出蓝色的火。我以为瓶子快爆炸了，想也没想，立刻把瓶子朝窗外一扔。只听到酒精瓶在一楼天井的地上摔碎了，心想，酒精一定把天井两边的木板房烧着了，这下完了。头伸出窗户外面，仔细看了十分钟，才确定瓶子碎了，酒精流了出来，但火苗没了，不管是红色还是蓝色的。心想，到了晚上，一楼客堂间的叶家老伯伯回来了，最多说，怎么把瓶子随便往下面扔？
妈妈原来没有工作，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家庭妇女都参加了工作,妈妈到了糖果厂。我生病了，总盼妈妈回来，会不会带一点碎糖块或者一小叠糯米糖纸给我吃？
我一个人在家，妈妈担心得不得了，以为我有多痛苦，多难受。实际上，我已经饱受社交风霜的打击，躲避与同龄小朋友的来往，一个人孤独惯了。
“柴污出”，上海话的意思，是指把大便拉在身上。我开始有记忆，这侮辱人的三个字就一直伴随着我。
5岁的时候，我上了幼儿园，是我最早的记忆。
幼儿园的具体情景想不起来多少了，也就是唱歌、画画、操场上玩，吃了午饭睡觉，睡觉起来吃几块饼干，然后就排着队在长长的过道上等，等好长时间，家长才来接。
有一天，睡过午觉，我忽然要大便，但不敢跟老师说。我是想已经到下午了，快回家了，就忍一忍吧。这一忍就没有忍住，拉在身上了。这两句话好讲，这忍的矛盾、纠结无比痛苦，不是那种胆小慎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体会不了。过了一会儿，有小朋友说臭、臭，老师过来看，我就哇一声大哭起来。妈妈告诉我，那天是自己手提着包着屎的裤子，光着屁股出来的。
第二天，就有小朋友指着我说：“柴污出，柴污出。”羞愧得要死，但也没有办法，好在小朋友过几天就忘了，但我可没忘。
很快就到了年的夏天，我上小学了。照道理，我应该再过一年才能上学。那一年正是大跃进，我提早一年和比我大一岁的小孩一起上了学。
人说吃一亏长一智，但是那种内心猥琐，万事犹豫、躲避，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是很难做出改变的。我又一次在课堂上把大便拉在裤子上了，当班老师正好是我邻居，因为教室离家很近，她匆匆地把我送回家，又回去上课。
这下好，“柴污出”一下子叫出名了。我的同学全是一条弄堂里的邻居，在学校里面叫，回到家走进走出也叫。我只好除了上课，其他什么活动都不参加，跟同学没有任何接触。什么自尊都没有，只想躲起来。一本小书，啃着大拇指，能看半天。看完一本又一本，一天能借来好多本。到我家的人，都对我妈夸我：“倷大儿子心向老好额，也不出去白相。”
后来看心理学的书，说童年遭受侮辱和压抑，容易形成人格的扭曲，甚至产生反社会倾向。心想，我在现实社会中顺利成长，从没有出格、反常的言行，真是一个奇迹。至于负面影响有没有，很难说。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不喜欢出头露面，也许就是小时候过分孤独的后果。
所以，生病了，正好可以躲避同学的欺辱。一个人睡在床上，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可妈妈不知道这个怪小孩的心理状态，实在放心不下,她只好放弃了糖果厂的工作，回来进了里弄生产组，还是外包工的那种，就是接点活回来，在家自己干。
那年是年，正是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食品非常短缺。我生肺结核，医生开出证明，可以到菜场买一点营养餐，一些少得可怜的肉类和豆制品。妈妈还得想方设法，买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来给我吃。最要命的是，每天要打的进口青霉素奇贵。我爸爸是教师，只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家人生病是管不到的。爸妈工资又不高，家里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们家原先是有一整套红木家具的，我生病前，已经卖了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大衣橱。没办法，也只好卖了。家里真是徒有四壁，除了两个床，一个桌子几个凳子，全家人换洗衣服放在床上，换季衣物就放在一个木箱里。我和大姐，偷偷地去了旧货店，去悼念还没找到下家的大橱，暗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大橱再买回来。
这时候，已经是春天。花园里的桑树抽出了新枝条，接着，开花，青青的桑葚变成了红色，又变成了黑色。我视力很好，能看出桑葚是一个个小果子聚合而成的。
待桑葚掉落一地，我的X光透视显示，我健康了，清修结束了。
我去了一个新学校。很差，教室是借用的，老师是临时的，但我非常高兴，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的生平往事。
大橱换得多元，后来，爸爸从这钱里，抽了一点，去买了一个二手的相机，从此开始了自己冲洗照片的兴趣爱好。
他不舍得买正品胶卷，次品胶卷里有霉点，拍的照片总是白斑点点。我那段生活记忆也是那样，灰白驳杂，一块明亮，一块模糊。
陆耀文，52年上海出生，插队九年半，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做中学教师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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