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帝内经》中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不同的人会得症状一样的疾病，在全世界首先提出流行病的大概念，但《黄帝内经》毕竟是一本宏观性论述的书，对机理和诊治并没有展开去说。
到了三国时期，张仲景首开了发热病学的研究，一说到《三国演义》，大家只会对里面的英雄们赞赏有加，但三国时期却是个不折扣的人间地狱，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瘟疫四起，在三国时代已经基本全面失控了。
曹操曾写过一首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原地区十室十空，著名的赤壁大战中，曹操的十几万人马因为疫病交加，瘟疫横行控制不住，最后连曹操自己都病倒了，只能仓皇撤退。
而在张仲景所在的南阳地区，瘟疫流行，三百多口人的大家族因伤寒死掉了三分之二，痛下决心的张仲景开始潜心研究伤寒病诊治，写出了全球第一本传染病巨制《伤寒论》，里面的这个伤寒可不是今天的伤风或受寒，而是发热、发烧之意，他列出了治法三百九十七条，组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九十七味来对付各种发热病；
张仲景所对付的伤寒，是一切发热病的总称，他只是根据发热症状做了方剂，但发热的致病机理是什么呢？传播的途径如何？具体该如何判断和诊治？发热是不是一定就是得了瘟疫？瘟疫是不是一定导致发热？要留给后面的吴门医派了。
吴门医派的区域范围是明清时期以吴县为中心的苏州府所领州县，虽然苏州是鱼米之乡，但因人口密集、战乱频发，在元明清之际也是流行病的高发区，就像吴门医派大师说的：吾吴湿邪，害人最广；这里所说的湿邪不光指湿气或邪气，也代指细菌和病毒，吴门医派结合流行病学和发热病学，创出了瘟病学说。
到了明朝初年，吴门医派创始人之一的王履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意思是发烧发热不能一概归入瘟疫，在全球医学史上首次把发热和传染病分开，发热不一定是感染了瘟疫，但瘟疫一定导致发热，那么瘟疫是由什么感染的呢？
吴门医派提炼了瘟疫的发生与散布机制，苏州东山人吴有性看到瘟疫造成的伤害后，深感触动，在深入疫区、走街串巷、诊断病情后，写历史巨著《温疫论》一书，提出了：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有一种致病物质“戾气”，而且这种“戾气”会侵犯某个脏器组织。
了解现代基础科学的，知道显微镜的，肯定知道这种“戾气”就是细菌或病毒，这已经摸到了现代微生物病原学的边缘了，《温疫论》中还记载了鼠疫、白喉、天花、麻风、肺结核、流行性脑炎等不同的传染性疾病，并分类提出了诊治方案，在疫病传染途径上，他明确指出，传染方式有两种：有天受，有传染受。
天受指的就是空气飞沫传染，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邪从口鼻入；传染受指的是通过与病人的接触而染病，所以为什么要在家待着被动隔离，而在西方一直到年，伍连德根治东北鼠疫，才接受了传染病可以空气飞沫传播的观点。
吴有性开创了中国传染病学的研究，为吴门瘟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也走在国际医学科技前沿，当时的东亚国家发现《瘟疫论》后，惊为天人，立刻拿去版印，大抄特抄，尤其是日本人。
吴门医派总结了瘟病诊断治疗体系，形成学术高峰之后，《温热论》叶天士治疗温病的经验结晶，系统概述了瘟疫辨证归类的纲领、传入途径、诊断要点、治疗原则，临床实践的标志着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在致病机理上提出了传染病并非只有秋冬才发作，而是四季都可能有感而发，旱涝灾难、气温失衡等都可能造成传染疾病的大规模发生；
在传播途径上，叶天士认为传染病的致病途径不仅是由“鼻而入于肺，亦可以从口而入于胃”，有可能是自己作死吃出来的，也可能是被飞沫感染的；在确诊判断上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区别普通发热与疫病，这些检查都是阳性体证，重视预防和潜伏初期的治疗；在病理分析上提出感染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先出现症状的肯定呼吸系统，中医的肺不仅指肺，还指呼吸系统，一旦解决不好会“逆传心包”，先通过药物恢复体温的正常是重中之重；
所以吴门医派的核心药，都是中医消炎药、退热药、解热镇痛药，在临床诊治上，他采用“卫营气血”辩证法，在《临诊指南医案》中提出了“通络”这样的千古名论，通络说白了就是通过支持疗法让病人提高免疫力。
吴门医派并不以滋补见长，仍然是养胃阴、去湿热，最后还是让人能吃能喝能跑能动，已经颇有抗衰老的意味在其中，崇时务新、摆脱经典羁绊，专注瘟病救治，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辨别普遍阳性体征确诊，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尤其